据“我们视频”“四川观察”等媒体转引海外报道消息，阿富汗塔利班教育部门目前颁发规定，在私立大学就读的女性必须穿着长袍、佩戴面纱，男女必须分开上课，或者至少用帘子隔开。部分私立大学的复课指南显示，将开始为女生单独上课做准备。受制于女性教师数量少、教室资源缺乏等，在暂时无法分开上课的学校，男生和女生分别坐在教室的两侧，中间有不透明的帘子分隔。塔利班高级官员称，教室用布帘隔开“完全可以接受”。
9月7日，“我们视频“世面栏目报道画面。
这是塔利班第二次掌权，在进入首都喀布尔后，塔利班通过新闻发布会等方式数次表示，将保障女性的上学和工作权利。人们担心塔利班像首次掌权期间一样，禁止女性进入大学。如今到了开学季，女性已经被允许进入大学继续接受教育。这是与过去有所不同的地方。不过，女性与男性分开上课的规定和画面使人看到，阿富汗女性的平等教育权利之路依然困难重重，充满不确定性。而即便在塔利班此次重新执政前，在阿富汗，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也普遍被认为是次要的、附属的，没有必要接受高等教育。这是在塔利班之外，对女性处境影响更为日常的性别等级观念。长久以来，它几乎已经渗入到每个角落。在过去十几年有过一些改变，却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甚至在八月中旬，大量阿富汗人涌入机场，拥挤的人群中也极少能见到女性。
动画片《养家之人》（the breadwinner 2017）剧照。
作为远方的人，我们或许唯有了解阿富汗女性的过去，了解她们在上学、工作、衣着和艺术等诸多方面的处境，才可能对她们的恐惧和追求多一点理解。我们无法对她们产生“现场感”，那些展开描写和反思的书籍则成为一种思考资源。本文鉴于此，基于小说、非虚构和回忆录等文本，向书友们呈现书籍中的阿富汗女性，看见她们的生活，以及对知识、艺术等精神世界的渴望，对工作的追求。她们在此努力，也在此自我救赎。
01
婚姻：一段无关浪漫的关系
“人们数不清她的屋顶上有多少轮皎洁的明月，也数不清她的墙壁之后那一千个灿烂的太阳。”
这是作家卡勒德·胡赛尼小说《灿烂千阳》中的句子。
《灿烂千阳》， 卡勒德·胡赛尼 著，李继宏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07年9月。
《灿烂千阳》以两名女性在阿富汗长达三十多年的战乱中的故事为主线，讲述了历史车轮之下，阿富汗普通人、普通女性最有可能的命运。主人公玛丽雅姆和莱拉共事一夫，但在这段家庭关系中，两人更像姐妹、母女，甚至是精神共同体。
玛丽雅姆是当地富商和女仆的私生女，儿时的她并不明白“私生女”在阿富汗意味着什么，直到十五岁那年母亲突然离世，她在被父亲和他的三位妻子嫁给远在喀布尔的四十多岁的鞋匠拉希德时才知道，一个不被认可的孩子，尤其是一个女孩会面临怎样的命运。
这场婚姻的开始犹如一场风暴，卷走了玛丽雅姆所有的纯真与美好。往后的日子，她是在无休止的家暴中度过的。而丈夫的殴打带来的则是六次流产和往后的不孕。在确定玛丽雅姆再也无法生出孩子后，拉希德的目光转向了因战争失去了家人、被恋人抛弃的少女莱拉。命运的无常和拉希德的欺骗，让莱拉成为了拉希德的第二任妻子。
至此，两个女人一同承担着这个家庭的贫穷、暴力和外界无休止的战乱，互相陪伴、互相支撑，甚至用生命保护着彼此。在拉希德想要掐死莱拉时，是玛丽雅姆愤而反抗，杀死拉希德，解救了莱拉，这才让莱拉有了后来的新生活——虽然这让玛丽雅姆献出了生命。
“在这最后一刻，玛丽雅姆燃起了这么多希望。然而，当她闭上双眼，她心中再也没有懊悔，而是充满了一阵安宁的感觉。她想到她进入这个世界的身份，一个低贱的乡下人所生的哈拉米，一件人们不想要的东西，一次可怜的、后悔莫及的事故。一棵杂草。然而，当她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是一个付出了爱也得到了爱的女人。她以朋友、同伴、监护人的身份离开这个世界。以母亲的身份。她终究成了别人眼中的重要人物。不。这样死去并不算糟糕，玛丽雅姆想。不算太糟糕。对于一段开头不合法的人生来说，这是一个合法的结局。”
在被执行枪决前，早就心如死水的玛丽雅姆再次感受到了希望，而这份希望是她的精神寄托者莱拉赋予她的，只要莱拉实现了她曾渴求过的有爱与和平的生活，她就满足了。
在阿富汗，依然有许多人遵循一夫多妻的原则，虽然依照宗教丈夫娶新妻子前需获得原配的同意，但在现实当中，妻子向来是默默遵从丈夫的决定。
在中国摄影师、作者原老未的《罩袍之刺》一书中，也曾讲述一夫多妻的生活里，面对迎娶新娘的丈夫，毫无反抗之力的妻子。
《罩袍之刺》，原老未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6月。
穷人家的碧碧结婚四年后终于有了身孕，结果接连生下的都是女儿，至此，她知道早就看她不顺眼的丈夫一定会再娶。果不其然，2008年，碧碧36岁的丈夫迎娶了一位16岁的新娘，碧碧在法律意义上多了一个亲人。
这个新娘很快怀孕，生下了一个儿子。而碧碧和女儿们，则被赶到家中走廊，再也不许她们进入正屋。后来，阿富汗局势愈发紧张，碧碧的丈夫决定带全家逃至伊朗，只是这个全家里不包括碧碧和她的孩子。丈夫离开前，甚至命令碧碧不得趁着他不在时进入房间，否则只要被他发现，定会打折她的腿。
后来，碧碧因寒冷、过度疲惫晕倒，人们送她去医院后才知道她的子宫内长了直径11厘米的肿瘤。但3万阿富汗尼的手术费用对碧碧而言是个天文数字，她只能随便买些药顶着，以忍受病痛。
“碧碧很像一个溺水的人，她的双臂也曾努力挥舞过，可呼救时更多的水倒灌进她的喉咙，碧碧隐隐感到外国人也许是一根救命的稻草，但她没劲儿伸手，对于回到岸上已再无斗志。”
当然，并不是每一场婚姻都是悲剧，在阿富汗依然有不少女性能够嫁给温厚善良的丈夫，度过还算安稳的家庭生活。只是在道德至上的阿富汗，未婚男女绝不能私自见面，谈情说爱、私定终身更是违反法律，大多数人第一次见自己的妻子和丈夫是在婚礼中。
为了保证姻亲双方彼此熟悉了解，也为了更好地沟通嫁妆彩礼问题，许多阿富汗人都会选择与家族内部的人结婚，男的娶表亲，女的嫁堂哥，再常见不过。正如阿富汗的那句古谚：近亲结婚是上天的旨意。遵循古老而传统的社会观念的阿富汗人，相信一切的安排都有上天的用意，婚姻是否幸福、丈夫是否殴打妻子，一切自有天定，普通人能做的，就是默默承受属于自己的命运。
02
衣着：规训之外的天性
茶达里，尤其是蓝色的茶达里，似乎是阿富汗女人身上最引人瞩目的“标签”。但在早期的阿富汗，这种只在眼部缝有细密网格的长袍其实是上流社会中女眷的穿着。
随着越来越多人模仿上流社会的穿着，茶达里也开始广泛流行。尤其是在保守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人们坚信正经的女人会身着茶达里，避免她的容貌被别的男人瞧见。再后来，阿富汗内战不休，越来越多女性选择穿上茶达里，以保护自己不受侵犯。
茶达里成为阿富汗所有女性必须穿的服饰，则是在塔利班首次统治时期。在1996年至2001年间，衣着规定包括：在没有男性陪伴的情况下，女性禁止单独出门；女性出门必须严格穿戴布卡，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体，不能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女性禁止工作；女童除了在12岁前可进入教授古兰经的学校上学外，不能再接受其他教育等。
此后，那些未曾养成蒙面习惯的女孩也不得不穿上茶达里，将自己的身体掩藏在蓝色的长袍里。
阿富汗唯一一位女性国会议员法齐娅·库菲曾在《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中写下自己第一次穿上茶达里的心情：
“透过蓝色小网眼，我感觉被周围的一切包围。山似乎就在我肩上，仿佛世界在变大的同时也变小了许多。在厚厚的蒙面长袍之下，我的呼吸喘息声儿变得很响，身子也越来越热，仿佛就要得幽闭恐惧症了。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被活埋——那块厚厚的尼龙布几乎要把我闷死。那一刻，我觉得这样的穿着很不人道。我的信心消逝得无影无踪，人突然变小了，不重要了，孤立无援了，好像穿上蒙面长袍的那一刻，我曾经努力开启的生活大门突然又关闭了。学校、漂亮的衣服、化妆、派对——这一切对我来说不再有丝毫意义。”
《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 法齐娅·库菲 著，章忠建 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10月。
2001年后，女性拥有了脱掉茶达里的权利。虽然在这之后，依然有很多阿富汗女性习惯于日常穿着茶达里，但茶达里只是起到了隔绝女性身体的作用，女性内心对自由与美的向往并未停歇。此前，女性被禁止唱歌、跳舞等娱乐活动；此后，热爱唱歌、跳舞的阿富汗女性也重新拾起天性，在没有男人在场的时候，她们会聚在一起关上院门，伴着收音机里传来的音乐一起跳舞。
《罩袍之刺》中的第一个主人公古尔赞婶婶的院子就是供周围的女人放心跳舞的地方。
古尔赞婶婶的女儿纳吉亚和里诺创办了巴达赫尚的第一家女性广播电台，里诺主持的《卓也什》（达利语，意指燃烧着）是全省收听率最高的点歌栏目。巴达赫尚是阿富汗最贫穷的省份之一，这里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在国内的排名同样垫底，但这里的女人对点歌却格外有热情，给电台打电话播放自己选择的歌曲是她们的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快乐。即便每一次点歌都要小心翼翼，深怕说太多话被婆婆责骂浪费电话费。
纪录片《阿富汗明星》（afghan star2009）画面。
而对更大城市的女性而言，更大的快乐来自美丽的衣服、高跟鞋和能让她们变得更美的美容院。就这一点，她们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女性并无不同。
2002年初，喀布尔的街头逐渐出现了美容院，这个只为女性服务的神秘场所对女性有着莫大的吸引力。临街的深色反光玻璃，门板上贴满的浓妆艳抹的伊朗女人的巨幅海报，穿着低胸小背心的美容师和摘下头巾露出各色秀发的顾客，这些是城市中最独特的风景线。
“在这里她们可以摘下头巾，让美容师为她们洁面、绞脸。新娘妆会把原本又粗又黑的眉毛画得高挑而夸张，再根据婚礼礼服颜色（通常是绿色），在眼皮抹上各种颜色的眼影。很多新娘还喜欢在脸上贴水钻，在高耸的发髻上撒亮晶晶的银色粉末也很流行。”也许对她们而言，当爱美的本能被压抑后，反而用一种更夺目的方式出现了。
03
上学、工作：勇气与梦想
“在阿富汗，一个新生的女孩听到的第一句话往往是接生现场的人们对她母亲说的安慰话：‘是个女儿。可怜的女儿。’”
这是法齐娅在《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中写给她两个女儿的信里的句子。
纪录片《阿富汗：没有结束的战争》（afghanistan: war without end2011）画面。
阿富汗的女孩子很难有属于自己的决定权，上学、去工作挣钱，这些在男孩子身上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女孩子身上总是很难实现。在这里，一个女孩唯一的前途是嫁人，上学的女孩也很难出去工作赚钱养家，所以没有经济价值的她们，无需去接受教育。更重要的是，很多阿富汗人相信，念了书的女孩很容易产生疑问，而疑问会让这里的男人不适、愤怒甚至恐惧，既然她们终究要嫁人，就不需要去冒会让未来丈夫不适的风险。因此，阿富汗女性的文盲比率极高，大多数人接受的教育只有一本《古兰经》。
不过很多阿富汗母亲并不反对自己的女儿接受教育，她们甚至会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鼓励女儿去学习，这样也许女儿就有可能当上医生或者老师，过上和她们完全不同的生活。
所以法齐娅的妈妈在丈夫死后，得知女儿想要读书的心愿，二话没说就同意将女儿送进学校；古尔赞婶婶自己只读到了小学，但是她让两个女儿接受了完整的教育。
但到了塔利班首次当权时期，女校的学生被赶回家，女性的教育和工作一度中断，就读医学专业的法齐娅的医生梦也就此落空。女性失去了受教育权，也不被允许出去工作，因为一个懂事、有道德的女人是守在家中的顺从的女人，而那些企图出去抛头露面的，被认为是不过“是想勾引男人的不正经女人”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