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
引言
日本间谍南造云子是与川岛芳子齐名的王牌女间谍，她两度谋刺蒋介石，收买国民党高官而编织起一个庞大的间谍网，窃取吴淞口要塞军事情报，致使蒋介石封锁长江的计划破产。
一、将国民党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拉下水，向日军提供情报
南造云子于1909年出生在一个侨居上海的日本家庭，家住虹口日租界横滨桥。她的父亲叫南造次郎，公开身份是一所日文学校的教师，实际是一个日本老牌间谍。
1922年，南造云子13岁，南造次郎将她送回日本，进入神户市隶属于帝国总参谋部的一所间谍学校学习，并拜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为师，接受系统的间谍训练。她除学习文化、外语（汉语、英语）等课程外，还学习射击、爆破、化装、投毒等专门技术。
1926年，年仅17岁的南造云子从日本间谍学校毕业后，在土肥原贤二的安排下，被派到中国大连，在关东军总部专门从事间谍活动，一干就是3年。
1929年初春的一天，土肥原贤二把南造云子召来，对她说：“云子，现在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我们准备派你去南京。”
几天后，南造云子装扮成一个失学青年，从上海来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首府南京。她径直来到国民党国防部的招待所——汤山镇温泉招待所，自称廖雅权，由于家庭破败，不得不终止学业，想在招待所找一份工作。
南造云子有着一副娇俏动人的长相，而且伶牙俐齿，能说会道，着实逗人喜爱。加之她故意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当即博得了招待所长的垂青。所长几乎没有做过多的考虑，也没有按规定进行身份审查，当场拍板录用她当了一名服务员。
汤山镇隶属江宁县，位于南京中山门外。汤山地形层峦起伏，温泉众多，是国民党要员的避暑疗养地。汤山温泉招待所是国民党国防部出资建造的，国民党军事将领及高级官员常在这里举行秘密军事会议。日本特务机关早就盯上了汤山，因而派南造云子打入温泉招待所，就是为了窃取军事情报。
南造云子在进入招待所做招待员之后，即利用美色勾引国民党官员。由于她长得娇俏动人，又能歌善舞，口词伶俐，八面玲珑，很快便在招待所打出了名气，成为许多国民党高官们追逐的对象。
南造云子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她找到了一个最有价值的目标，那就是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国民党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她认为，只要把黄浚拉下水，就等于在蒋介石身边装了一只窃听器。
黄浚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与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麽弥吉郎是同班同学。留学回国后，他长期在北洋政府中任职。北洋政府垮台后，他又到南京政府寻求发展，因有点才华，又善于溜须拍马，进而得到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赏识，不断得到提拔。
一个周末的晚上，温泉招待所照例举行舞会。黄浚跳了两个曲子之后，便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端着一只酒杯，一边喝酒一边欣赏着舞池中翩翩起舞的男男女女。
“先生，我能坐下来吗？”突然，一个女孩子温柔婉转的声音在他身旁响起。
黄浚回头一望，顿觉眼前一亮，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清新脱俗的女学生模样的姑娘。她婷婷玉立，举止高雅，气质不俗。
犹如一股清风扑面，黄浚看到的南造运子大约20岁出头，齐耳短发，一对野葡萄般黑亮的眸子，仿佛带钩带刺，看人一眼，便能立即勾住他人的魂魄。
黄浚慌忙站起来，绅士般地一躬身子，说：“请坐！”
“您怎么不跳舞呢？”南造云子柔柔地说。
“尊贵的小姐，在你来之前，我还没有找到好的舞伴！”黄浚大献殷勤地道。
“那您的意思是说，现在可以下舞池跳舞了？”
“当然！请！”黄浚欣喜不已，马上牵着南造云子的手，走进了舞池。
随着舞步的跳跃，他忍不住低声问道：“姑娘，你还没有告诉我叫什么名字呢。”
南造云子嫣然一笑，回道：“我叫廖雅权。”
“廖雅权，好名字！名如其人，人如其名，相得益彰。”黄浚恭维道。
“那么，敢问您的大名吗？”
黄浚笑了笑，说：“当然！我的名字不告诉你，是不是不公平？我叫黄浚。”
两人一边在舞池里慢舞，一边低声热烈地交谈，似乎都相见恨晚，话越说越投机，很快便如胶似漆、难解难分了。这一晚，两人再没换过舞伴，直到舞会散场。
临别时，黄浚显出依依难舍的神情，邀请南造云子：“尊贵的廖小姐，我热情地向您发出邀请，在您方便的时候，到我家去作客好吗？”
“谢谢！有机会我一定登门去拜访您。”南造云子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
“当然可以！你等着，我马上派车过来接你。”
功夫不大，南造云子被接到了黄浚的公馆。在来黄公馆之前，南造云子特意将自己精心打扮了一番，因而当她出现在黄浚面前时，显得更加婀娜多姿，就像一株鲜嫩的水仙。
一见面，黄浚便迫不及待地拉着南造云子的手，往楼上走去。他把南造云子带进了他的书房，书房里确实摆着一个大金鱼缸，里面养着几条名贵的金鱼。
在南造云子看金鱼的时候，黄浚亲自冲泡了一杯咖啡，递给她道：“廖小姐，先喝杯咖啡吧！”
南造云子接过咖啡呷了一口，美眸四盼，目光定定地落在书架上的一瓶威士忌酒上，说：“黄先生，你也喜欢喝威士忌？”
黄浚一听这话，眼睛顿然一亮：“这么说，廖小姐喜欢喝威士忌罗！”
“是啊！我觉得威士忌比咖啡更能让人兴奋。”南造云子说着，将手中的咖啡搁在桌上。
“那好，我们喝威士忌吧！”黄浚走过去将那瓶威士忌拿出来，斟了两杯，递一杯给南造云子，然后举起杯子，道，“看来我们不仅有共同的话语，而且有共同的喜爱，知音啊，知音！来，我们干一杯！”
南造云子也不推辞，接过杯子，“砰”的和黄浚碰了杯，一饮而尽，然后将杯子递到黄浚面前，豪放地道：“既然是知音，那我们连干3杯吧！”
3杯酒下肚，南造云子便觉得有些恍恍惚惚的了。她故意装疯卖傻地问：“你这威士忌怎么和我以前喝的不一样？我喝了感到浑身不对劲儿。”
“你不舒服？去床上躺躺吧！”黄浚说着便把南造云子扶进卧室。
……
从此以后，南造云子经常在黄浚处留宿。对于这个绝色美人的要求，黄浚自然是有求必应，将许多军政情况甚至军事秘密都毫不保留地告诉了南造云子。不仅如此，他还把在外交部任副科长的儿子黄晟也拉了进来，为南造云子提供情报。
为了获得更多的军事情报，完全控制黄浚父子，南造云子认为是露出真面目的时候了。一次，她与黄浚亲热一番后，拿出一张日本特工人员登记表，扔在黄浚面前，冷冷地说：“你在上面签个字吧！”
黄浚一看，顿时大惊失色，额头上的汗珠子一下子就出来了，直愣愣地望着目露凶光的南造云子，一时不知所措。
南造云子用手指戳着黄浚的额头，说：“告诉你，黄先生，我不叫廖雅权，那是一个我便于开展工作用的化名，我的真名叫南造云子，是日本人，在土肥原贤二麾下工作。上几次你给我提供的情报，我都报告了日本军部，你的功劳不小啊！”
“你是日本间谍？”黄浚哆哆嗦嗦地问。
“不错！不过，你现在知道这些是不是已经晚了呢？”
黄浚低垂着头，无言以答。
南造云子用手托起黄浚的下颌，说：“你只要跟我合作，我还是你的，而且，你还能得到大量的金钱。如果你不肯合作，我想你应该清楚，向日本皇军提供情报，你们的政府会饶了你吗？”
就这样，黄浚在美色和金钱的诱惑下，堕落成了一名可耻的日本间谍。他利用身为机要秘书的有利条件，窃取了大量国民党高级军政机密，提供给日本间谍机关。
二、勾引国民党陆军化学兵部队少将李忍涛，以失败而告终
1934年6月，南造云子在温泉招待所的间谍网已成功布设，她已没有再留在温泉招待所的必有，于是日特机关对她发出指令：“去南京潜伏，伺机行动。”
南造云子利用姿色和巧妙的交际手段，在国民党政府心脏布设了庞大的间谍网，其眼线的官职之高，在二战交战各国中也是罕见的，但她屡试不爽的“美人计”也有失败的时候。1936年春，南造云子奉令接近并“俘获”国民党陆军化学兵部队少将李忍涛，其结果却是以失败而告终。
李忍涛，云南鹤庆人，生于1904年，家境较富裕。父亲为开明绅士，有着强烈的爱国之心，这对儿时的李忍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早在昆明读中学时，他就参加过“五四运动”，担任爱国学联的委员，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宣传反帝，抵制日货。他聪明好学，口才出众，尤为难得的是他虽出生富家却全无半点纨绔子弟气，抱负远大，爱国爱民。
中学毕业后，李忍涛考入清华大学，因愤于大小军阀纷争混战，国势积弱不振，毕业后立志改学军事，赴美国考入与西点军校齐名的弗吉尼亚军校，以优异成绩毕业。1929年初，他又赴德国陆军参谋大学深造，学的是化学兵器专业。
1933年秋，何应钦提议组建中华民国陆军化学兵部队，初建一个团，得到蒋介石的批准。于是，在南京东郊孝陵卫罗汉岗设立基地，鉴于李忍涛在德国陆军参谋大学学的是化学兵器专业，便任命他为团长，军衔提升为上校。
为了不引起日本军方的注意，该部队对外称作陆军大学学兵大队，李忍涛任大队长兼总教官。他一上任便雷厉风行，严抓训练，还有的放矢地主持了好几期化学兵干部训练班。他以身作则，对学员严格要求，训练得法，考核认真，几次得到蒋介石的称赞，一年后，学兵大队扩建为学兵总队，李忍涛晋升为少将，被吸收为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
李忍涛的努力和成绩，引起了在南京猖狂活动的日本间谍的注意。日本军国主义者当然不甘心中国迅速出现一支有战斗力的化学兵部队，在未来的战争中与其对抗。于是，土肥原贤二决定，把拉李忍涛下水的这一任务再次交给南造云子。
为了接近并“俘获”李忍涛将军，南造云子特地在南京城内虎踞关一旧宅居住了两个月，以展开活动。
南造云子刺探到李忍涛平时就居住在孝陵卫学兵总队军营内，生活俭朴，深居简出，从不拈花惹草，也不打麻将赌博，星期六下午则乘车回城内中山东路上铁汤池军政部家属大院，与妻儿团聚。星期天偶尔带妻儿外出逛逛街，下馆子，散散心。他酷爱读书，最常去之处便是成贤街上的中央图书馆，借阅欧美军事书刊。每次去图书馆，为不引人注意，他总是换上军便服，带上一名贴身卫兵，骑一辆英国产兰宁牌自行车前往。
摸清了李忍涛的生活规律后，南造云子便通过其在国民党政府中发展的间谍分子，设法认识了李忍涛，然后也装作去图书馆借阅书刊，从而找机会接近他，邀他出游或跳舞、上咖啡厅，但每次都被有所警惕的李忍涛婉言谢绝了。
见李忍涛总不上钩，南造云子不死心，她不相信这位气宇轩昂的将军一直能保持洁身自好，便继续与李忍涛周旋，甚至到他住所拜访，又与李忍涛的妻子套近乎拉关系，送化妆品等小礼物，企图在李忍涛那儿套取重要情报。
经过几次接触，警惕性极高的李忍涛发现这位自称廖雅权的小姐十分可疑，因此处处提防，并向宪兵总司令谷正伦和军统局长戴笠作了通报。
谷正伦接到通报后，便安排得力部下监视南造云子，又派出几名便衣宪兵对李忍涛及其家人实行保护。而戴笠由于曾在汤山温泉招待所与这美人儿鬼混过，有把柄捏在人家手中，因此睁一眼闭一眼，以廖雅权与党国元老戴季陶关系密切，没有确切证据不能随便怀疑为由，将此事加以敷衍搪塞。
李忍涛当然不知道戴笠不重视此事的内因，见其敷衍推诿，考虑再三，索性自作主张，来个将计就计，将自己编制好的几份假的有关化学兵编练计划及装备供给的文件，提供给一直盯着自己的南造云子。
这个美貌迷人的日本女间谍果然上当，把假情报送回上海的日本情报机关，很快又被转送至日本军部。这些假情报有意夸大了中国化学兵的实力，称近期已在开封、成都、太原等地秘密组建4个团的化学兵部队，装备均来自德国，且有德国陆军化学战专家组秘密来华指导训练云云。这引起了日本军方的重视，遂投入大量财力和物力，并以中国为假想敌，在日本本土举行数次化学战演习。日本军部还给准备用于侵华战争的30个师团近200万官兵都配了防毒面具、解毒剂等，近9万匹战马也都配备了防毒衣罩。
其实，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李忍涛指挥的化学兵还只有2个半团，不足3000人。且因军政部负责采购化学战装备的官员中饱私囊吃回扣，购回的化学炮等兵器大多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产品，锈蚀严重，烟雾弹、瓦斯弹大多已失效，合格装备严重不足。只有8000副防毒面具可分发到前线部队，150名官兵才能分到一副防毒面具，根本不能形成实战力量，这令李忍涛痛心疾首。在一次最高国防会议上，他大声疾呼，认为再不加强中国的化学兵建设，在战争中只能被动挨打，然而，蒋介石和何应钦对他的呼吁没有引起重视，何应钦还批评了他一番，令李忍涛大为失望。
在后来交战中，果然不出李忍涛所料，侵华日军在进攻南京、南昌和武汉等战役中多次悍然使用化学武器，对中国军队施放毒气，还曾在常德、衢州等战场使用细菌弹，杀伤我国成千上万军民。在宜昌保卫战中，国民党18军遭到日军河边旅团的毒气攻击，死伤惨重，损失达一个团以上。
不久，日本间谍机关发现李忍涛给他们提供的是假情报，因此对他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对其痛下毒手。
1944年10月初，李忍涛从云南楚雄的中国远征军司令部搭乘空军运输机前往印度兰姆迩，参加盟军的一个重要会议。其间，他又赴印缅战场，看望了被重庆统帅部当做特种炮兵使用的属下特科学兵总队的2个团的部队，听取了2位团长的汇报，指示作战方略，而后返回兰姆迩。
但李忍涛没有料到，在仰光的日本印支派遣军情报部己奉上级密令，派出6名男女间谍，分别化装成云游僧人、难民等，潜往印度北方邦紧邻兰姆迦基地的鲁浦镇，侦察李忍涛的行踪。
此前，日军间谍已在印度大吉岭秘密设有电台，专用于监测盟军总部首脑和印缅战场指挥官的通讯电波。日谍刺探到李忍涛返国内的行期后，即报告日军情报部，这一重要情报又得到日军潜伏于重庆国民党上层的间谍所提供的情报的印证。于是，一场谋杀李忍涛将军的计划在秘密实施。
10月28日上午，一架国民党空军的美制运输机从印度北方邦的盟军兰姆迦基地起飞，穿云破雾，向喜马拉雅山方向飞去。机上除了正副驾驶员、卫兵，还有3位陆军将校，其中军衔最高的是陆军总部特科总队总队长李忍涛。
与此同时，日军派出4架零式战斗机自仰光机场起飞，向喜马拉雅山方向飞来，拟对李忍涛等人乘坐的运输机实行空中伏击。
而李忍涛与机上人员却全然不知，当他们的飞机沿盟军空军开辟的驼峰航线，飞越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东南第三峰上空时，突然遭到从云层中钻出的4架日军零式战斗机的袭击，机身多处被击中，并迅速起火爆炸，形成一个巨大的火球坠落，机上9人无一生还。
三、谋刺蒋介石，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险丧命
1937年7月7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从而拉开了中国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的序幕。
7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了最高国防会议，这是卢沟桥事变以来国防部召开的一次绝密的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会议主题是商讨封锁长江江面，一举围歼日本在长江内的舰船和陆战队的计划。
经过一番讨论，最后一致同意采用“以快制快”的对策，利用日本关东军与日军其他部队的行动暂未统一的有利时机，抢在日军向长江流域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前，选定长江下游江面最狭窄的江阴水域，在江中沉船，堵塞航道，再利用海军舰艇和两岸炮火，将长江航路截断。此计划若能实施，一方面可以阻止日军沿长江进犯上游，另一方面可以将长江中上游的九江、武汉、宜昌、重庆一带的70艘日军舰艇和6000多日海军陆战队队员围而歼之。
于是，蒋介石当即下达命令，加强江阴要塞岸炮火力，破坏江阴一带长江水面的航线标志，立即在江面通道布置沉船，并设置密集水雷，相关部队进入一级战争状态。
这次会议属高层军事机密，由侍从室秘书陈布雷和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担任记录。会后，黄浚立即将这个绝密军事情报密告了南造云子。南造云子闻后惊出一身冷汗，看情势紧急，若经原定程序与上级机关接头已来不及了，便火速将情报报给日本大使馆武官中村少将，由他直接用密电报告东京。
日本军部收到这一情报后，立即命令海军陆战队抢先行动，连夜东撤。就在蒋介石的命令刚刚下达，国民党军封锁江阴要塞长江水面即将实施之前，所有在长江中上游的日本军舰和商船，于8月6日、7日两天全部顺江飞速而下，冲过江阴，撤往了长江口，国民党军封锁江阴要塞的军事计划就这样流产了。
8月8日，蒋介石收到国民党海军封锁长江江阴要塞的战报：日本海军70艘舰艇全部驶出江阴，我军仅扣留了2艘日本小商船长阳号和大贞号。蒋介石闻讯震惊不已，怒道：“这不正常，太不正常了！”
蒋介石清楚地意识到，在南京国民政府高层，已有日本间谍潜入，能接触到最高机密。为挖出这个间谍，蒋介石召来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命令他彻底查清此事。但狂妄自大的南造云子自恃有戴季陶和戴笠的庇护，不但毫不收敛，反而启动了更为大胆的行动计划，密谋刺杀蒋介石。
南造云子将刺杀蒋介石的任务下派给黄浚，让他组织人员和情报，对蒋介石的活动进行监视，从中寻找下手的机会。
不久，淞沪会战全面爆发。由于上海与南京近在咫尺，蒋介石对上海的局势非常关心，几次准备亲临上海前线，视察和指挥作战，但此时宁沪之间的铁路和公路都受到了日军飞机的严密封锁，在密集的轰炸中行走很不安全，因此一直未能成行。
1937年8月25日晚，蒋介石召集白崇禧、顾祝同、汪精卫、何应钦、姚琮到其官邸，举行秘密会议，商讨淞沪会战事宜，由黄浚作会议记录。
会议结束时，蒋介石突然道：“为了鼓舞国军士气，我准备明天亲赴上海，视察军情。”
白崇禧等人闻之一惊，不知道蒋介石为什么突然作出如此决定。
蒋介石的小舅子姚琮当即表示反对：“现在日军凭借空中优势，严密封锁了南京到上海的铁路和公路，行车不安全，不可冒昧前行。”
众将领也认为此行非常冒险，汽车从南京开到上海，起码得五六个小时，日军飞机轰炸怎么办？众人一时也拿不出好办法。
沉默有顷，素有“小诸葛”之称的新任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提议：“明天，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先生要从南京去上海会见日本驻华大使，是否可以搭乘他的车去？”
当时英国还是一个中立国，大使的轿车前面插有显眼的英国国旗，车身也有显著的英国标志，日本还不敢公开得罪英国，应该不会对其轰炸。
众人都认为此办法甚为妥当，蒋介石想了想，也同意了。于是要白崇禧通知许阁森，并提醒一定要注意保密。
第二天上午8点多钟，许阁森大使的轿车驶出了南京城，沿宁沪公路向上海疾驰。经过5个小时的连续行驶，许阁森大使的轿车在下午2时许行驶到了靠近上海的嘉定地区。此段路的路面已被日军飞机炸得坑坑洼洼，因此，司机只得放慢车速，小心翼翼地向前行驶，汽车便慢得像蜗牛爬行一般。
忽然，天空中响起一阵嗡嗡的飞机引擎声，由远而近。许阁森大使摇下车窗玻璃，探出头向空中张望，见是两架印有太阳旗的日本战斗机。他想，车身上有着明显的英国标志，日机驾驶员应该看得清楚，不会对汽车开火，于是也就没有叫司机停车防止空袭。
岂料，这两架日本战斗机先后向许阁森大使的小轿车俯冲下来。只听“哒哒哒”一阵巨响，日军飞机的机关炮向汽车开火了。
“狗日的！瞎了眼啦！”许阁森大使愤怒地大骂道。
轿车司机见情况不妙，便开足马力疾速奔逃。两架日军飞机轮番地对汽车进行追逐扫射，汽车被打翻了，并发生爆炸。日本战斗机在上空转了一圈，见轿车已完全被烈焰吞噬，这才扬长而去。
也是蒋介石命不该绝，因有急事缠身，他临时中止了上海之行，这才逃脱一劫。
许阁森大使在扫射中肝部中弹，生命垂危，随行人员慌忙为其草草包扎止血，拦了一辆车，紧急送到沪西宏恩医院抢救。
当天中午，英国大使的汽车遭袭的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大为震惊。这次几乎危及到他生命的泄密案，使蒋介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晚上，气愤异常的蒋介石紧急召集军统局长戴笠、中统头目徐恩曾、宪兵司令部兼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等人开会，门窗紧闭，连厚厚的天蓝色丝绒窗帘也拉上了。
蒋介石缓缓从椅子上抬起头来，首先训斥他们道：“你们活得不错，嗯？如果我今天去上海，岂不是要被日本人炸死了！”
戴笠3人站在蒋介石面前，一动也不动，谁也不敢答话。关于蒋介石的行踪，那是只有少数几个人才知道的机密，却能疾速传到日本侵略军本部，可见这其中问题之大。
停顿了一下，蒋介石接着呵斥道：“娘希匹！日本间谍就在我身边，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啊？一定要给我查个水落石出，把隐藏在我们内部的那个间谍给我挖出来！”
联系到连续几次高级军事会议的泄密，此时蒋介石已经意识到，日本间谍已打入了他们的中枢部门。于是，他将谷正伦单独留下来，密令他秘密调查高层内部，不管是谁，只要涉嫌通敌，都可以拘捕。
四、遭到军统特工的射击，南造云子身中3枪
谷正伦领受任务之后，感到这是委员长对自己的信任和倚重，于是立即召集有关人员组成破案小组，对案情进行分析。
根据几次泄密情况看，都是高级会议的内容，参加会议的除几位高级军政人员外，只有陈布雷和黄浚担任记录。陈布雷与蒋介石是多年同乡兼旧交，且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而黄浚平时生活放荡，与日本人素有来往，具有明显的疑点。于是，破案小组将黄浚列为重点怀疑对象。
“立即对黄浚实施24小时监视！”谷正伦发出命令道。
通过监视发现，黄浚的嫌疑越来越大，但可惜没有确切的证据。谷正伦与几个心腹商量了一番，一致认为，最好能在黄浚公馆内物色一个人作为内线，以便随时监视黄浚的行动。
他们将黄浚公馆里面的人员全部排了一下队，结果发现，绝大部分都是黄浚的亲信，而且个个谨小慎微。黄浚父子对下人也不算刻薄，倒显得和蔼可亲，因而颇得下人的喜爱，从下人身上难以打开缺口。
正在大家为难之际，有一名宪兵小队长提供了一个情况，说：“有一个女仆叫莲花，今年19岁，苏北盐城人，因家境穷困，两个月前到黄家做小工，每天负责到菜场买菜。莲花年龄不大，但处事稳重，为人正直，也许能说服她作内线。”
谷正伦一拍桌子站起来：“百步之内必有芳草，就是她！设法接近她，晓以民族大义，务必取得成功。”
第二天清晨，莲花出门买菜，刚到菜市场，一个流里流气的小青年迎面走到她面前，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她看。莲花见来者不善，连忙闪到路边。
那家伙又赶到路边，匪气十足地道：“哟，小妮子，真漂亮，交个朋友怎么样？”
莲花知道这种人得罪不起，便很客气地说：“对不起，请让开，我要去买菜。”
“就半小时，咱们聊几句怎么样？”青年边说着，伸手就去摸莲花的脸蛋。
莲花举起竹篮子一挡，那家伙立刻眼露凶光，吼道：“你敢打我呀！”更加放肆，他一把扭住莲花的手往自己胸前拉。
莲花用力挣扎，但却怎么也挣不开那一双手，吓得哭了起来。
就在这时，只听“啪”的一声脆响，那家伙一下子跌倒在地，摔了个嘴啃泥。他从地上爬起来，见一个身着军服的宪兵威风凛然地站在面前，吓得扭头就跑。
宪兵从地上捡起菜篮子，交给莲花，说：“小妹妹，己经没事了，那个流氓以后不敢再侵犯你了，你放心地办事去吧。”
他们一起走向菜市场，边走边聊，很快便混熟了。经过几次接触，在这个救他的宪兵的说服下，莲花欣然应诺作他的内线，负责监视黄浚的行动。
9月的一天，莲花密报，黄浚的司机从外边回来后，径直去找黄浚，把一顶礼帽交给了他。谷正伦立即命令特工盯梢司机。
第二天，司机毫无觉察身后跟着盯梢的特工，大摇大摆地进了“国际咖啡馆”，把一顶礼帽挂在墙边的衣帽钩上，然后坐到一张桌子旁喝咖啡。跟踪进来的特工发现，衣帽钩上己经挂着一顶与司机挂上去的式样与颜色完全相同的礼帽。
不一会儿，一个喝咖啡的日本人离座走到衣帽钩前，伸手取下司机的礼帽戴在头上，走出门去。又过几分钟，司机也离开座位，取下留在衣帽钩上的那顶帽子走了。
毫无疑问，这就是他们交换情报的方式，特工们掌握这一情况后，立即采取行动。
过了几天，那个日本人头戴礼帽骑着自行车又去咖啡馆，但在行驶的途中，突然被一个骑车者猛地撞倒在地，跌了个狗嘴啃地，头破血流，礼帽也飞落一边。几个“好心”的过路人及时出现，有的将肇事者扭送至警察所，有的拦下一辆汽车，把那个日本人塞进车子送往医院救治。
被撞的日本人摸一把额头上的血，发现头上的礼帽没有了，急得大叫：“礼帽，我的礼帽，谁捡了我的礼帽。”
然而，没有人理会他的叫喊。
其实，这些“肇事者”和“过路人”都是谷正伦手下的特工装扮的。被撞的日本人在医院处理了伤口，便被秘密拘捕了。
特工拾起礼帽检查，发现在帽子里面藏有日本大使须磨弥吉郎给黄浚的指令。由于指令没有任何暗号和加密，特工便放弃了拷打那个日本人的计划，仿照笔迹直接草拟了一封假信塞入帽中，内容为须磨弥吉郎指示黄浚：“明晚深夜11点，聚集间谍集团所有成员去黄浚家，由须磨弥吉郎亲自颁发奖金。”
随后，一名特工装扮成日本人模样，戴上那顶礼帽飞车赶往咖啡馆，见衣帽钩上己有一顶相同颜色的礼帽挂在那里，就伸手换了一顶退出门外。回去一看，帽中果然有黄浚向须磨弥吉郎提供的情报。内容为蒋介石刚刚下发的绝密军令，调动6个精锐作战师，从苏州、无锡星夜开拔，划归张治中将军直接指挥，赶赴淞沪前线支援当地驻军。
谷正伦得到这些证据后，火速报告蒋介石。蒋介石气得脸色铁青，当即下达了秘密逮捕黄浚间谍集团的手谕。
第二天夜晚，黄浚公馆里高朋满座，有参谋本部少将高参曹思成、军政部中校秘书王必贵、海军司令部少校部员李龙海。
“诸位，”黄浚环视了众人一眼，神采飞扬地说，“今晚把大家召集来，是因为有大喜事，须磨弥吉郎大使要亲自来发奖金和作指示。”
客人们兴奋地骚动起来，不停地窃窃私语。
深夜11点，谷正伦手下的特工人员已按既定方案进入预定位置。这时，线人莲花在楼上用手电向特工发出信号，表示黄浚一伙人已全部到齐，聚集在楼上。
一会儿，一个装扮成邮差的特工以送交快件为名，敲开了黄浚公馆的大门。眨眼间，众多特工蜂拥而入，直扑楼上的小客厅，黄浚一伙全部归案。
特工人员将黄浚一伙押回宪兵司令部，立即进行讯问。在证据和刑讯工具的双重作用下，黄浚等人迅速交待了堕入日本间谍的过程，供出那个传递情报的日本人叫小河次太郎，是日本大使馆的管理员。
经军事法庭审判后，以卖国罪判处黄浚父子及曹思成3人死刑，公开枪决，其他成员皆判处有期徒刑。
随即，抓捕“帝国之花”南造云子的大网在南京城撒开了。
几天后，南造云子在上海化装成中国银行的职员，带了3名男女助手，混入难民群中，又一次潜入南京。
南造云子与深深迷恋她的戴季陶又接上关系，以密写信与戴季陶约定，7天后在城西清凉寺山门外碰头，另一备用碰头点在西华门内头条巷中央国术馆。
约定的那天晚上，南造云子在去清凉山下与戴季陶碰头时，被军统特工抓获。原来，她的密写信在邮局就被邮检组的军统人员截下并破解。这次，军统没有惊动尚不知情的戴季陶，秘密部署了这次伏击。
蒋介石鉴于戴季陶并没有提供什么情报给南造云子，主要只是起了窝藏与保护日本间谍的作用，便放了他一马，不过从此再也不信任他了。1949年2月1日深夜，戴季陶写下遗书，嘱家人送往浙江奉化交给蒋介石，而后自杀身亡。
南造云子被抓捕后，本来按照国际惯例，战时抓到敌方间谍，可在3天内就处死，但南京当局为牵制日军，也想从南造云子口中套出更多的情报，因此在处死小河次太郎后，未判处南造云子死刑，将她关押在南京老虎桥中央监狱。
几个月后，日军攻占南京，国民政府在慌乱撤退之中未来得及转移监狱中的犯人。也是南造云子时来运转，看押她的狱卒是个贪财好色之徒，经常隔着栏杆喝令她上前来，然后对她动手动脚。南造云子一看，喜不自禁，不但让他抚摸身体，还怂恿他去与日本特务机关联系，声言如能将她救出，一定给予重奖。
这名狱卒经不起诱惑，很快被她拉下了水。他根据南造云子的吩咐去联系了日本特务，然后劝说另一名狱卒一起，协助日本特务将南造云子从狱中救了出来。可怜的是，两名狱卒一心做发横财梦，事后却被日本特务杀人灭口，也是罪有应得。
南造云子逃出南京后，躲进上海租界，潜伏一段时间后，又重操旧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在上海日军特务机关任特一课课长，对在上海潜伏的国民党特工和中共地下党进行大肆搜捕。
在日军特务机关的授意下，南造云子策反了奉命潜伏的国民党特务丁默邨、李士群等人，网罗门下成为她的爪牙，建立了以李士群等为首的汪伪特工总部。
南造云子经常进入英、法租界，抓捕过大批共产党人和抗日志士，因多年来破坏中国对日抗战屡立大功，升为陆军中佐，被日本军方报刊誉为“帝国之花”。
多年的间谍工作和长期与国民党政府情报系统打交道的经历，使南造云子对国民党的情报工作方式非常熟悉，成为上海滩中统和军统的大患。从1938年到1942年，在南造云子的直接指挥下，日军特务机关摧毁了军统留下的十几个联络点，诱捕了几十名军统特工，包括军统情报高手万里浪等人，都栽在她的手下。
由于南造云子在上海横行，军统特工对她恨之入骨，多次筹划将她捉拿回重庆的行动，但都因她太狡猾而未能得手。最后，军统特工取消了捉她归案的计划，决定用暗杀手段直接清除这一心腹大患。
1942年4月底的一天晚上，南造云子单独驾车外出活动。她因屡次行动成功而产生了轻敌的情绪，认为国民党特工不是日本间谍的对手，因而未加防备。但军统特工发现她后，迅即秘密跟踪，终于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百乐门咖啡店门口锁定了目标。
当身穿中式旗袍的南造云子下车走向咖啡店大门时，突然遭到3名军统特工的射击。南造云子身中3枪，当即瘫倒在台阶上。她被闻讯赶来的日军宪兵送往医院，途中因流血过多而死去，时年33岁，这朵“帝国之花”就这样得到了罪有应得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