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吉克斯坦30年独立史与向俄罗斯和其他国家输送劳工移民的历史密不可分。
30年来，劳务移民的工作条件、生活方式几乎日新月异。
专家们注意到三个特殊节点——上世纪90年代、新世纪伊始和当代。如果说在90年代，移民去俄罗斯还会认为自己是昔日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到21世纪初，新一代劳务移民已经开始面临语言障碍，如今的新移民则完全将俄罗斯视为外国……
上世纪90年代：藏在袜子里的钱
医生努斯拉图洛•阿里莫夫（63岁）的故事：我曾在一家儿童医院当医生。内战时大家生活艰难，妻子在学校当老师，我们两人1994年都没有拿到全额工资，甚至没办法让孩子们吃饱穿暖。所以我决定去俄罗斯。没有计划，不知道去哪座城市，不知道做什么，也不知道住哪儿。本来指望着自己的医生执照，如果找不到，我还有在建筑工地打工的经验。一开始，我辗转来到莫斯科。当年对移民不像现在这么严，但当务之急还是找地方住、找活干。我通过公交车站的广告找到一份水管工的工作，做了两个月学徒，微薄的薪水只够支付房租和吃饭，每个月用座机给家里打一次电话。几个月后，我攒了一笔钱，但怎么送回家却成了问题。我在莫斯科找到一位打算回国的同胞，请他代为转交。但后来却与他失去了联系……第二次，我不得不亲自回塔吉克斯坦送钱。在朋友的建议下，我上火车前把钱藏在了四个地方，最后只保住了两份——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海关都会“没收”移民的血汗钱。火车上发生了一件啼笑皆非的事。当时，列车长跑来向我求助，请我帮帮隔壁车厢一位失去意识的男士。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发现我是一名医生的。我跑到病人身边，对他进行急救，让他清醒了过来。
他出现了休克反应，人们在听到意外消息时通常会发生这种情况，有些人甚至会失去意识。他们只是需要时间来接受现实。等一切都结束后，旅伴们讲述了让萨马德（那位男士的名字）如此震惊的事。在哈萨克斯坦境内，海关人员进行搜查，他们检查了每个包和口袋，拿走了所有钱和财物，有些人则被叫到另一节车厢“问话”。萨马德把卷在玻璃纸袋里的钱藏在了酸奶油里。盘子就放在桌子上，海关人员根本没有想到盘子里可能有钱。他被带走“谈话”，而同伴们在“交费”后安静地坐在车厢里等待。一小时后，萨马德回来了，他被逼问了很久为什么没有带钱。萨马德告诉他们，自己在俄罗斯就被拿走了所有钱。所以他才被放回来。萨马德暗暗窃喜地回到车厢，第一件事就是找那盘酸奶油。但它已经原地消失。原来，同行的人以为酸奶油已经变质，在萨马德离开后就立即扔掉了。最后，其他人不得不为萨马德凑了一笔钱，让他回家时不至于两手空空。2000年以后，我的情况慢慢恢复正常。我去了奔萨，开始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后来带着家人离开了塔吉克斯坦。我在俄罗斯送女儿出嫁、给儿子娶媳妇。目前在这边定居，我经常给塔吉克斯坦捐钱。有时我出生的社区请我为一些公共事务掏钱，我也不会拒绝。
21世纪初：大规模报道
前物理教师哈伊里丁•沙姆西耶夫（55岁）的故事：2002年，物理教师哈伊里丁在熟人的邀请下来到莫斯科州。
但在那儿被没收了身份证明，被迫在一家锯木厂干活。
第一个月薪水很不错，后来就没再发过工资。之后他才知道，自己早就被老乡“卖了”。半年后，哈伊里丁从那儿逃出来，找大使馆帮忙。使馆帮他办好了各种文件，建议他回国为祖国效力。但哈伊里丁有一个大家庭，所以他决定留下来，找一份好工作。在朋友的建议下，哈伊里丁来到卡卢加州，找到一份看门人的工作，工资1万卢布。周末时他兼职挖井，维修避暑别墅和乡村房屋。那时已经可以用银行汇款，也有了手机和互联网，与家人的沟通不再有任何麻烦，但却出现了其他问题：收入比90年代少，对移民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
经过多年的工作，哈伊里丁的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他叫上两个长子一起干活。慢慢地，孩子们也变成了熟手，在老家盖起房子、结了婚。哈伊里丁回忆说，有一次，他在城市日被授予荣誉证书。因为他从未与当局发生过任何矛盾。但偶尔也会与那些不喜欢劳务移民的人发生口角。“我的老乡、医助努拉里提升了我们这些人的形象。塔鲁萨市报纸《我们的十月》发表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作者写了很多关于他的好话。”哈伊里丁说。他的另一位同乡纳济尔开了一个养牛场，每逢过节就会向有需要的人分发食物。纳济尔也为此受到当地居民的称赞。工作17年之后，哈伊里丁选择回老家。他说：“我已经老了，可能不会再去俄罗斯。但我仍然热爱俄罗斯和它的人民，尽管我曾经历了很多困难。”
2020年：急需一门手艺
萨尔瓦尔•萨利姆扎德（20岁）的故事：“现在更难。对移民的要求一天比一天高。”萨尔瓦尔说，疫情开始前的2019年，他就开始在俄罗斯打工。如今，在俄罗斯成为合法移民需要很多钱。虽然工作选择很多，但没有几个雇主愿意签劳动协议。而且赚的钱也不多，只比在塔吉克斯坦略高。不过，在俄罗斯还能拥有攒钱上学的梦想。
萨尔瓦尔目前正在一个建筑工地上班，工期10月结束。他正在考虑转行当快递员。萨尔瓦尔说：“我的工资都用来办劳动卡和供自己吃穿。我已经一年没给家里寄一分钱。之前还想哪怕每个月至少能给家里寄1万卢布。”他介绍说，自己的所有收入都耗在了疫情期间。而现在，同胞所犯的斗殴等罪行，正在对移民这一群体产生负面影响。“我们经常被突击检查、带到警局。大家就像生活在镇压年代，突然就会有人敲门。尽管大家的文件都一切正常——该办的都办了。但我们还是害怕上街。工作、商店、公寓，就是我们的三点一线。”萨尔瓦尔说。此外，由于语言不通、不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和他一起工作的一些年轻移民在沟通上有问题，因此“连累”大家受到周围俄罗斯邻居的嫌恶。但这位年轻人也注意到，生病或身无分文的时候，同胞们都会伸出援手。比如他自己，也曾在生活费不够的情况下得到过几位同胞的帮忙。现在，萨尔瓦尔准备申请汽修培训班，汽修是他最喜欢的职业。虽然汽车维修大多是私营企业，工资也不高。但也有一些薪水不错的大公司。“如果有手艺和知识，就能有一份正常的工作。如果没有，那你自己也清楚，找工作可能会落入各种陷阱。”萨尔瓦尔说。在谈到自己的梦想时，萨尔瓦尔坦言：“我会学习，然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修理工，回家开自己的汽修公司。”
编译：维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