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史学］王宣懿整理了清末民初中国女子美术教育的发展过程，探讨中国女子美术教育勃兴的历史机遇与本土特征。学者范丽雅通过英美报刊新闻报导，及当事人提交的工作报告和讲演稿等中英文史料，考察郑天锡在1935年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期间及前后的活动，呈示了郑天锡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及该展的文化外交意义。（徐翎）
内容摘要：19世纪中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首开新式女校中的美术课程。甲午之后，接续传统“母教”观念，维新思潮提倡兴女学以育新国民，清政府也主张振女教以固蒙养，强调女子在国民教育中的作用，因而广建女子学堂。1907年，晚清学部颁布《奏定女学堂章程》，历史上首次在官方制度层面确认了女子接受教育的权利，并确定图画、女红、手艺为主修课程，官立女子美术教育空前繁荣，同时出现了偏重实用的女子美术专门学校，推动了女子接受教育和走向社会的合法化。本文着力考察清末女子美术教育的发展过程，探讨女子美术教育勃兴的本土特征，为近代美术教育研究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视角。
关键词：清末 母教 女子教育 美术
“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自古以来，女性掌握着家庭教育的起点，尤其胜任学前教育的工作，是齐家的重要力量。但无可讳言，由于封建旧礼教的桎梏，古代女性被重重无形的枷锁囚困在闺阁之中，无法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然而，得益于女性天然的“偏钟灵秀，且心思之缜密，手腕之敏捷，其于美术尤为相近，此美术宜为女子之专业”〔1〕，刺绣、编物等传统女红，几乎是人人皆习的“闺中秘技”，上流淑媛则得家传、师授，通书法，亦晓丹青，可证美术教育在古代是女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民间性和普及性的特征。清末女子美术教育根植于中国本土女学，受中国现代化进程影响而转型，其发展自西学肇始，先有趋新士人推动，后由政府参与，其办学目的、内容与明清女学传统和清末教育改革、女学思潮有着深刻的联系，对该问题的考察有助于将近代美术教育研究推向纵深。
一、闺中女学：明清女学及其美术元素
女性从事美术的历史可谓悠久。《画史会要》载：“画嫘，《说文》云舜妹也，画始于嫘，故曰：画嫘。”〔2〕另潘天寿《中国绘画史》亦云：“盖吾国绘画，至虞代……当时以能画而名者，有舜娣敤首，见《列女传》等各书籍中，为吾国画家之祖。”〔3〕中国古代女子美术教育隶属于“女学”范畴，是妇女文化的重要内容。在古代封建专制时期，女子无法享有与男子同样的受教育的权利，只能在家庭中获得一般起居饮食简易、粗浅的操作方法。有幸生在富贾大族的少数女性得延师受教或从父兄旁习，或可识字、算数，可读的不外乎是历代女德经典，这些以礼教和家务技能为主的女子教育，统称为“女学”。古代女学与女子所承担的为父之女、为夫之妻、为子之母的社会角色直接关联，内容包括妇德、妇言、妇功、妇容的相关训育。〔4〕女学在形式上可分为文字和非文字教育两种，文字教育主要是学习女德规范典章，如《孝经》《女诫》《女训》《列女传》等书，后来扩展到经史诵习，目的是训导女子明理、守节。非文字教育主要有道德训育和家务技能培训，美术教育就是一种内容广泛、切近女性特征的非文字教育，主要包括手工艺、绘画、书法和鉴赏等。
“女子六岁，始习女工之小者”（司马光语），刺绣、编物等手工艺，几乎是每个女子必须掌握的“闺中秘技”，是古代女学的重要组成，后来在近代女子接受教育和走向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书画与鉴赏教育，主要在闺阁名媛和青楼女子两类群体中开展，前者以家学传承为主，后者则以师授和自学为主。尽管在历代女训中，都对女子教育有着严格的限定，但社会对上层女性接受教育却持一种默许和鼓励态度，尤其在男性择妻时，能书擅画的女子会被认为具高雅才情而更受青睐，盖因为在家庭中主要承担相夫教子事务的是女子，女子的品性、素质和修养直接影响到后代的培育。至明清之际，书法、绘画已成为名淑才媛基本的修养教育。《红楼梦》里描写探春的房间：“案上垒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西墙上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的《烟雨图》，左边挂着一副对联，乃是颜鲁公墨迹。”惜春因自小钟爱绘画，被贾母点名画大观园图，宝钗出主意道：“和凤丫头要一张重绢，叫相公们矾了，立了稿子，添了人物就是了，就是配些青绿颜色，并泥金、泥银……预备化胶，出胶，洗笔，还得一张粉油大案，铺上毡子……”〔5〕可见，出自官宦士绅家庭中的女子大多略懂笔墨，能施丹青，书画切磋是常见的交际方式之一。
清代《玉台书史》《玉台画史》两书专门收录了古代女性书画家的生平小传，列录历代女书家213人，女画家233人。以绘画为例，明清时期就涌现了不少才华横溢的闺阁画家，她们中既有得家学熏陶的名家之女如文俶、仇珠，也有与夫习画研磨的青楼才女如董小宛、李因。文俶是文徵明玄孙女、文从简之女，自幼受“文家笔墨”熏染，后嫁于当地文士赵灵筠为妻，在浓厚的艺术氛围中，成为一代闺阁名家。钱谦益赞其：“点染写生，自出新意。”〔6〕（图1）仇珠为仇英之女，自幼观父亲作画于左右，深得家学，《明画录》称其“细密精妍，能得父法”〔7〕。董小宛天资聪慧，幼时从母亲学书，后情定冒辟疆，“与辟疆坐画苑书圃中，抚桐瑟，赏茗香，评品人物山水”〔8〕。李因少时家境贫困，却嗜书爱画，后嫁江南名士葛征奇，夫妇二人常切磋画艺，其花鸟以陈淳为师，多用水墨，幽淡欲艳，《安序堂文钞》载：“光禄既已诗名，而是庵夫人绘事臻逸品。”〔9〕尽管古代书画教育只涵盖到极少数的女性，但仍然留下了不少杰出的作品，这些作品以花鸟画居多，整体风格典雅明丽、清幽娟秀，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和精神气质塑造了独具魅力的艺术审美。
图1 文俶 花卉图 纸本设色 27.8×42.8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明清时期，女子受教育人数大幅增长，特别是江浙一带，尤其注重女子教育，甚至出现了职业女塾师，为富家女子讲授儒家经典、文学、绘画等。清代常熟女归懋仪，是名士袁枚的弟子，夫亡后，“闻道近日宣文，绛纱帷里，弟子红妆列”〔10〕，往来江浙为闺塾师。这一现象与明清科举考试竞争异常激烈有直接关系。据学者研究，科举乡试录取率，明初在10％上下，成、弘间为5.9％，嘉靖末年又降为3.3％，而实际录取率又低于此。〔11〕面对愈演愈烈的科考竞争，士绅家庭从子弟幼时就强化家庭教育，母亲受教育的程度又与家族兴衰命运直接关联，正如清代陈弘谋所言：“有贤女然后有贤妇，有贤妇然后有贤母，有贤母然后有贤子孙。”〔12〕因此，女子教育得到普遍重视和提升。实际上，清季57名状元中，出自官宦士绅家庭的就有49人，〔13〕这不能不说与家族中女子的高素质有很大关系。有学者指出，像“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反映出明清时男性对女学发展的忧虑与恐慌。〔14〕由此可见，在19世纪中叶外国传教士来华建立女校之前，已有相当数量的女子受惠于明清以来的教育发展，“母教”观念在清代已经得到广泛接受，这是近代女子教育奠立的理念基础。美术，作为传统女学的重要内容，因其自身兼具的实用性和超越性，成为清末女子教育振兴被重点关注的的领域之一。
二、教会女校与女子出洋留学
19世纪上半叶，外国传教士来华办学，建立了早期的教会女校，并送女子出洋留学，为中国女子教育带来了一些新的气象。有据可考的基督教在华开办正规学校之始，是1834年由传教士郭士立（gutalaff）夫妇在澳门筹办的澳门女塾。由此可见，传教士在华办学实则自女学肇始。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开放南方沿海五大通商口岸，由教会开办的西式教育开始出现在通商口岸城市，目前已知最早的教会学校是1844年由英国传教士爱尔德赛（miss aldersey）创办的宁波女塾，也是近代第一所女子学校。1847年至1860年间，教会于通商五口创设11所女子学校。1860年，《北京条约》允许传教士自由进入内地租地建屋，教会女校出现了阶段性的发展。截止到1902年，我国女子接受教会教育者逾四千人，其中以高中等学堂为主要教育程度，其详见表1。
表1 光绪二十八年（1902）我国女子受教会学校教育情况〔15〕
教会办学的目的是传播基督教文化。1893年，花之安在第一届中华教育会上作报告，认为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互不相容，甚至中国旧有的“美术，如音乐、图画等也要连根拔掉或彻底地改造”。〔16〕在课程设置上，教会女校偏重宗教教义、英文、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等西学科目，少设中文、读经、绘事等课程，〔17〕目的是“使之读西书，明外事，擅文才，而后其志气高尚，其位置崇亢，而不肯自卑”〔18〕。教会女学注重新知识、新观念和新生活方式的传播，培养以西学为思想指引的新女性，与传统女学强调道德训育、家务技能的母亲角色大不相同，因此，带有浓重家庭属性的美术教育，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当然，为了吸引更多女子入学，部分教会女校也开设了与中国女子社会角色相适应的女红教育，例如刺绣、缝纫、烹饪等家务范畴的课程：1844年宁波女塾开设刺绣、手工课，是近代女子美术教育的萌芽；1867年上海经言女学开设书法为主课，并注重刺绣；1881年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开设有图画课；1910年上海柏美兰女塾附设幼稚园中开设图画、手工课程。总体来看，教会女校的美术课程主要是辅修课，鲜见于正式课程中。
教会女学的发展为女子提供了走出闺阁、接受教育的机会，也带来了出国求学的机缘。早期女子出洋留学主要由教会资助，多赴美国学习医学等西学。〔19〕甲午战后，留学风潮从欧美转向日本，官方开始选派女留学生赴日，多入师范和工艺两科，反映出官方希望女子学成归来裨益家庭教育的传统“母教”观念。1905年，日本实践女学校校长下田歌子为便于中国女留学生短时间内掌握实务与家庭技能，特开设师范速成科和工艺速成科。同年，湖南派20名女生官费赴实践女校求学，其中工艺科7名，实乃我国官派赴日留学美术之始。〔20〕两个速成科皆开设美术相关课程：师范速成科开设图画科目，主要包括自在画；工艺科开设术科科目，包括图画、刺绣、编物、造花四门课程（详见表2）。由开设科目与课程可证，美术教育在是时国人女子中存在大量需求，正如《速成科规则》中所说“工艺科之用意，欲使知社会生活以个人生活为其基础”〔21〕，美术教育成为当时女子走向独立自养之路的一般路径。
表2 日本实践女校师范工艺速成科课表〔22〕
中国女留学生赴日学习美术，多入日本女子美术学校、日本实践女学校、女子职业学校、东洋女艺学校、京都女子高等手艺学校、横滨女子实业补习学校、高等圭文美术学校等。清末留日女学生中，有入东京本乡女子美术学校日本画系的何香凝，入日本女子美术学校西洋画科的马淑和、冯撷英，入刺绣科的鲍桂娥（国立北平美术学校创办人郑锦的夫人），入实践女子学校工艺科的周秀贞、冯淑歆、韩淑、崔可言、曾淑琛、马淑桓等〔23〕她们大都来自官宦、士绅或商贾富裕家庭，多从夫或兄长赴日。以日本实践女学校为例，《速成科规则》（图2）中列明全年学杂费共计二百一十五元五角，另加五十元零用和三百日元往来路费，这绝不是一般家庭能够承受的。这些女留学生接受的西式美术教育的理论和方法，使之成为日后中国近代美术教育事业的重要力量。例如，毕业于日本女子高等美术研习所的夏树范，回国担任天津普育女学堂的美术教习，因教学效果良好，特为其开设美术专科，首次招生就有三十余人。〔24〕她们仿照日本教育模式教学，将新的教学方法、教材引进中国，为推动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努力。
图2 日本实践女学校附属中国女子留学生师范、工艺速成科规则 载《东方杂志》1905年第6期
三、“兴女学”与近代女子美术教育的奠立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许多进步士人将目光从器物变革转向制度建设，由此关注到占全国人口一半的女子的失教问题。1892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特别列出《女教》一章，呼吁当局“通饬各省，广立女塾，使女子皆入塾读书”，则中国“利兴弊去”，强盛可期。〔25〕康有为在《实理公法全书》中高倡“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其女康同薇直呼，要挽救国家于危亡“非遍开女学以警醒之不可”。谭嗣同也基于佛学平等观，在《仁学》中厉斥“重男轻女”的旧观念。至于将男女平等诉诸于“兴女学”一途的，梁启超呼吁最为有力。1896年，梁启超发表《变法通议》，特立《论女学》一文，痛陈“然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并给出了三条理由：一曰“凡一国之人，必当使之人人各有职业，各自能养，则国大治”，从来只有男子有业而妇女无业，这是导致国贫的重要原因；二曰“万国所以强弱之理，则其心也”，然而女子深居简出，不识一字，心胸和目光都得不到开拓；三曰“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故而女学是天下存亡强弱的根本；四曰“必使其国强，而后能保也。种乌乎保？必使其种进，而后能保也……妇学为保种之权舆也”。〔26〕梁氏的思想继承了传统母教观念，将女学兴衰置于民族命运之上，赋予了女学建设民族国家的意义。应该说，女子教育能在中国普遍展开、迅速推行，离不开梁启超的力排众议，鼓吹宣扬。他为千百年之中国教育奠立新基、对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所做之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1898年，实业家经元善（图3）在上海创办经正女学，乃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的近代女子学堂。经元善在《女学堂答杭垣友人书》中陈述了妇女历来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指出“盖亦数千年抑制妇女，等若禽兽之戾气有以致之者欤？故欲保吾国，保吾类，必自此始”〔27〕。将女子教育的意义拓展到家族兴衰之外，提升到存国保种的政治高度。学堂的创办是为了使妇女能够读书，增长知识和见闻，摆脱事事依靠男子的处境，同年前后入学者七十余人。清末新政的实施，掀起了国人兴办女学堂的热潮。1902年，上海县知事吴怀疚创办务本女塾，以“改良家庭习惯，研究普通知识，养成女子教育儿童之资格”为宗旨。同年，蔡元培、蒋观云、经莲珊等人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学，以“不取贤妻良母，乃欲造虚无党一派之女子”为纲要〔28〕，主要目的是培养革命女性，肯定了女性在国家民族事业中的作用，将女子教育与振兴国力联系起来。爱国女学第一班学生约十人，多为创办人的家眷。各界人士对筹办女学展现出极大热情，城东女学、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奉天女子师范学堂、周南女塾等相继创立，杭州、济南等地也皆有女学出现。1904年，商务印书馆高凤谦、庄俞、张元济、沈颐、蒋维乔、戴克敦等人编校女子教科书初等小学用书两种、高等小学用书三种、教授法四种，为女学堂的教学提供教材保障。
图3 经元善像
力倡兴女学的趋新士人，都注意到了图画、手工等美术课程在女子教育中的重要性。王韬于1867年至1869年游历英法等国时，注意到：英人“女子与男子同，幼而习诵，凡书画、历算、象纬、舆图、山经、海志，靡不切究穷研，得其精理”。〔29〕郑观应在讲到借鉴西方女子教育时，主张“参以书数、绘画、纺织、烹调之事”，培养贤女、贤妇、贤母。梁启超在《论女学》中罗列了日本女学的十三科：一修身，二教育，三国语，四汉文，五历史，六地理，七数学，八理科，九家事，十习字，十一画图，十二音乐，十三体操。〔30〕该课程体系，基本成为近代自办女学的课程体系模本，“图画”被列入必修学科。经正女学开设女红、绘画等课程；务本女学初级小学开设绘画、缝纫和手工；爱国女学的预科和本科均开设手工、图画课等；1903年，杨白民在上海创办城东女学社，开设图画科，分中国画和西洋画两门。1904年，北京豫教女学堂设立，以培养贤妻良妇为目标，开设有图画、裁缝、手艺等课程，重点培训女子的家务技能。1904年，年仅21岁的吕碧城在天津创办天津公立女学堂，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公立女子学堂。学堂的成立得到了袁世凯的大力支持，倡导教育平等，女学平民化。学堂开设算数、历史、国文、美术等十三门科目。其中，美术教学颇有成果，山东第一公立女学堂校长萧国英在调研完后，感慨“晤其教授吕碧城、吕惠如二君，见其生徒所绘本国画，颇可观”。〔31〕1905年，侯鸿鉴在无锡创设竞志女学，开设图画科，教授水彩画、图案画，星期日专授各种画品技法；1907年，上海女子中学宣布设立图画手工科，课程包括铅笔科、水彩画和油画〔32〕；1905年，《北洋官报》上刊登了一条新闻：“申江文明小学堂所设之中国女子美术展览会已满三日之限期，因观者甚多，特展期一天，专备各女学堂师生前往赏鉴，一切外人概不招待云”〔33〕，足见当时女子美术教育的勃兴景象。
趋新士人在鼓励女子受教育的同时，也大力倡导女子就业。梁启超的女子自养以求自立的观点，一方面受到日本近代“贤妻良母观”的影响，一方面也来自传教士的观念灌输，尤其是林乐知在《万国公报》上不遗余力的呼吁，梁启超是他当时的中文秘书。〔34〕手工艺，特别是女红，由于女子在天然灵性上精通和悠久的从事历史，成为女子服务社会的重要技能。相较于图画科，刺绣等手工艺科目在当时开设更为广泛。粗略统计，设有刺绣课的女校有上海的上海女子中学、共和女学，常州的粹化女学，无锡的竟志女学、翼中女学、补公女校、志成女校、学艺女校、振学女校，苏州的武陵女学、双桐女学、振华女学，长沙的天孙女学堂，天津的音音女学等。〔35〕同时，女子职业美术学校蓬勃兴起。1904年，沈寿夫妇于苏州创立绣校。同年，士绅姚义门在上海创设女红师范传习所，教授针线、织造和机器绣花。1907年，清廷农工商部建立女子绣工科，以刺绣为主课，沈寿夫妇任总教习。1907年，林伯棠在福建创设女子职业学校，设编物、造花、刺绣、裁缝各科；1908年钟德邵夫妇在长沙开办实业女学校，分刺绣、裁缝两班。职业女校的宗旨是为女子谋自立打基础，与清末民间作坊中的女工不同，前者是学校教育，除教手艺外还授以一定文化知识，后者仅是为工业生产储备工人。
总体上看，随着改良思潮蔚然成风，更多趋新士人加入兴办女学的行动中。他们继承传统母教观念，强调女子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并将其与时局命运联系，确认了女子接受教育、走向社会的合法性。诚然，自办女学堂既由国人所创，也决定了其不可能完全照抄西法，主持者甚至有意识地凸显本国特色。〔36〕早期的自办女学，在参照日本女学基础上，制定了中西结合的课程体系，但在教学内容和管理办法上，依然体现出浓重的传统色彩。在招生范围上，仍以上层士绅家庭闺秀名媛为主，与明清女学和教会女学并无二致。在课程设计上，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孝经》《幼学须知句解》《内则衍义》等日习；女红、绘事、医学，间日习之；每旬逢三、八日，习西学功课；于读书写字之暇，兼习体操、针黹、琴学等。〔37〕基本延续了传统女学德育、识字与家务技能训练三方面的内容。图画、女红两科，既延续传统惯习，又能通往社会，顺理成章加入到自办女校的教学体系中。其中，刺绣等工艺美术教育开展得甚为广泛，反映出早期女子美术教育偏重实用的特征。
四、《奏定女学堂章程》与官方女子美术教育
1897年，梁启超发表《倡设女学堂启》，提出振兴女学乃“复前代之遗规，采泰西之美制，仪先圣之明训，急保种之远谋”。〔38〕作为当时的学界巨擘，梁启超继承男女平等、施教劝学的古训，主张借鉴西式教育发展新式女学，推动女学平民化，以发挥女子在强国保种的深远作用，在全社会掀起兴办女学的热潮。但与此同时，自此十年间，也是女子教育发展极为艰难的十年，兴女学与禁女学的斗争异常激烈。维新派借用西方“天赋人权”学说以及传统阴阳观，不遗余力推广女学，而顽固守旧派则抱残守缺，竭尽破坏之能事禁女学。〔39〕1904年清学部颁布《癸卯学制》，这是近代第一个正式施行的官方学制。学制肯定了女子教育“实为国民教育之第一基址”〔40〕，规定了蒙养院及家庭教育章程，将女子教育包含于家庭教育之中，并规定蒙养院的教习必须由女师范生担任。这是为国家在官方制度中明确提到女子教育的开始。后来女子教育的肇立，即发端于此。尽管已认识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但由于当局仍基于传统母教观念，强调女性在教育子孙方面的家庭功能，因此仅仅在家庭教育的部分重复了女子的蒙养属性，但这毕竟为女子接受教育提供了官方制度的保障，并且提到了贫穷女子也可入学堂随众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女学的对象范围。自此，各地纷纷开办女子学堂，特别是培养女师范生的女子师范学堂大量涌现。至1907年《奏定女学堂章程》颁布时，我国女子学校已发展到428所，女学生15498人，除甘肃、新疆和吉林三省以外，全国各地均有女学堂。〔41〕女学的发展已完全超出清廷的控制，清政府不得不改变态度, 将女学纳入新学制设定的统一轨道。
1907年3月8日，清学部颁布《奏定女学堂章程》，内容分别为《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三十六条和《女子小学章程》二十六条，历史上第一次将女子教育列入国民教育系统。《章程》以“启发知识、保存礼教两不相妨为宗旨”，承认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倘使女教不立，妇学不修，则是有妻而不能相夫，有母而不能训子。家庭之教不讲，蒙养之本不端，教育所关，实非浅鲜”。〔42〕据此可见，这时的教育还仅仅是教女子明礼守法，做贤妻良母，其重点不在于教育女子成为广大意义上为社会服务的人。这份官方女学章程带有浓重的封建礼教色彩，尚未摆脱几千年来女子与家庭单线思维下设定的女子角色、地位和处境的桎梏。女子师范学堂“以养成女子小学堂教习、并讲习保育幼儿方法，期于裨补家计、有益家庭教育为宗旨”，女子小学堂“以养成女子之德操与必须之知识技能，并留意使身体发育为宗旨”，〔43〕两者都把女德放在了首要地位，同时突出掌握知识和技能的实用目标。体现出当时女子教育的目标在于“为妻而能相夫，为母而能训子”，才华施展的范围仅限于家庭内部，养成得体能干的贤良主妇，因而不需要掌握高深的学问和专门的技能。
《章程》规定了女子学堂的必修科目，包括修身、国文、历史、地理、算术、图画、手艺、体操等科目。图画、工艺首次得到了官方的承认。现引两份《章程》中的课表和图画科要求，说明官方对美术教育开展规范和要求。
表3 女子师范学堂各学科四年间每星期教授时刻〔44〕
表4 女子初等小学堂各学科四年间每星期教授时刻及图画科习得程度〔45〕
从教育宗旨到学科设置可看出，政府规定的女学范围主要在道德训育和技能培训，后者使女子能有职业，补裕家庭生计，摆脱饭来伸手的依附状态，因此着重强调了有关日用生机及女子技艺的传授。基于此，图画、手艺、女红等美术科目，自然而然地具有了偏重家庭的、实用性特征。师范学堂的图画科主要以授写生画、临本画为主，之后授几何画初步，并兼授图画教学法；初等小学堂仅要求能画简单形体，学会使用直线、曲线；高等小学堂先授临本画、几何画，并强调所画对象务必是日常目击之物，以此培养女子爱清洁、尚密致的品性。诚然，无论是女子师范学堂还是小学堂，都提到了图画科“兼养成其尚美之心性”的目标，显现出绘画的纯粹美育功能，但从实际的课程设置上看，师范学堂规定裁缝、手艺各15课时，图画7课时，显然掌握实用技艺，更好地服务家庭和社会风尚，仍是女子师范美术教育的目标。这一点在女子小学堂各学科安排中也表现得很明显。初等小学堂学科中，图画与音乐一样，只是选修课程。高等小学堂中，图画虽上升为必修课，但每周也只有1课时，与5课时的女红科形成鲜明的对比。据此可见，政府发展女学的目标并非提高女子文化程度来培养独立精神，而是重申女子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并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通过教育女性知礼守德和掌握必要的实用技能，使其知书达理又自食其力，更好从事教育新国民的工作，扭转国运衰落的局面，以达到改造民众、挽救国家的目的。这种观念鲜明地继承了明清女学的传统，又契合了挽救政权颓势的现实需要。
表5 女子高等小学堂各学科四年间每星期教授时刻及图画科习得程度〔46〕
《奏定女学堂章程》颁布后，各省纷纷响应号召，北京、云南、四川、江苏、吉林等陆续开办女子师范学堂。以傅增湘在天津创办的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为例，女学堂章程第一章总则规定，“本学堂以养成高等小学初等小学女教员，期于女学普及为宗旨”，“本学堂为造师资，尤重妇德，一切管束教授务在陶冶其行为心性，使可为后生仪范，一切急激过新之学说时论概戒弗谈”，点明了学堂的目标是为小学堂培养教师，尤其注重女子遵守传统道德仪范，防止过激言论思想败坏品行。为速造师范生，该校先设简易科，分为第一部和第二部（具体科目与程度详见表6），两部均开设图画、习字和手工科目，配以教授法，便于毕业后从事美术教学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图画科中包含了自在画。1905年，留学日本的李叔同以息霜为笔名发表了《图画修得法》一文。文中将“图画”分为用器画和自在画。“凡知觉与想像各种之象形，假自力及手指之微妙以描写者，曰自在画。依器械之规矩而成者，曰用器画”，他在描述自在画时，脱离了器械，将凡是只用笔与颜料，而不借用绘图工具的手绘归于一类，强调了图画的绘画性。〔47〕洋务运动时期，为适应工业生产的发展，新式学堂中的“图画”一科，偏重用器画，强调运用机械器具制图的本领，影响十分深远。自在画加入公立女子师范学堂，对扩大图画的审美内涵具有作用，图画不仅实用，且可以培养美的情操。
表6 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美术学科程度表〔48〕
美术学科进入女子教育官方课程体系后，专门女子美术学校随之而生。1907年，在盛京将军赵尔巽的倡议下，奉天女子美术学堂创立，成为近代最早的美术专门学校之一。从《奉天女子美术学堂章程》来看，学堂以“涵养女子道德知识讲授，以适当优美之艺术，俾克裨补于文明之技术家及教育家为宗旨，以东洋私立女子美术学校规模，预办西洋书、编物、造花、裁缝四科，因酌合时宜先办西洋书速成科、本科及师范科三班”〔49〕。该校的学科设置基本是女红，并未涉及到绘画、雕塑等科目的，旨在培养技术家和教育家，与女子师范学堂并无二致。有研究者从学生年龄、师资力量等方面，进一步论证了奉天女子美术学堂实则更偏向是一所实用学堂。〔50〕1909年，南京开办一所女子美术学校，“专取十二岁以上十五岁以下之女孩，其课程注重美术，并附以国文、英文、算学、图画、琴歌、体操各科”〔51〕。可见，图画一科是单独设立，并不包含在“美术”中，“注重美术”应该指的是刺绣、编物、造花等工艺美术。以上现象的出现与时人对“美术”一词的理解有关。“美术”一词引自日本，在日含义广泛，有图画、工艺、音乐、文学等义，清末引进新词汇时，图画、手工艺自然归入美术，而清末诸多冠以“美术”的学校和科目，实际上多属工艺美术范畴，即美术一科在中国的发展，最早是以实用学科出现的，而非以感性审美教育的目的开展的。无论如何，女子专业美术学堂的创立，将美术从师范教育中独立出来，突破了传统女学泛文化教育的体系，推动了美术学科专业化的进程。
《奏定女学堂章程》的颁布为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官方承认了女子在早期教育中的重要性，通过训练女教师，为培育新国民提供人才资源，体现了民族主义与传统母教观念融合的教育理念，并贯穿了整个清末民初的教育发展。美术教育，一方面延续了传统女学的美术元素，一方面使得女子在家庭以外受教育、从业合法化，成为重要的教育内容之一。清末时，女教师教学的科目以国文和女红为主。国文包括基础识字教育，需求量大，相应教师也甚多。同样的，社会对工艺美术教师的需求量也很大。1906年，无锡人华璂在荡口鹅湖女校教授刺绣，画绣俱精；〔52〕上海速成女工师范传习所聘有10名女教习，分授针线、织造、车造、针黹以及国文、算学。〔53〕扬州女工传习所聘多名刺锦、绣金、品金的女教习。〔54〕工艺美术历史悠久，具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刺绣、织造、编物等品类繁多，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女教习岗位。细分其原因，一是社会对女性认识仍局限于贤妻良母的角色，二是工业生产的发展的确需要大量的工艺美术人才。总的来说，1907年到1911年间，官方女子美术教育得到迅速发展，公立女子师范学堂为女子打开了走向社会之门，同时也出现了女子美术专门学校，它们在教学上突出实用性，成为女子受教育和走向社会的常规途径之一。
结语
1907年，《奏定女学堂章程》宣称：“益知开办女学，在时政为必要之图。”面对清末濒临崩溃的国家命运，士大夫精英和清政府均承续了传统女学中以母教振兴家族的观念，一方面强调为女、为母、为妻之道，一方面将女子教育直接导向时政问题的解决，纳入民族国家建设的进程，促成了女子从闺中才淑（私密的、分散的）向学堂女学生（公共的、集中的）的身份转变。作为传统女学重要分支的美术教育，也随近代思潮发生变革，成为振兴女学以固国工程的重要一环。在内容上，它保留并强调了工艺美术等实用学科；在目标上，则从家族教育转向新国民的培育。尽管清末女子美术教育仍只惠及到部分女子，但任何目标的实现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随着官方女子美术教育的开展，更多女子经由美术以女教师的身份进入社会之门。透过这扇门，她们逐渐走出封闭、依附的历史处境，呈现出独立自信的精神面貌，以才能禀赋创造效益于社会，发出“男女平等”“同为国民、同担责任”的女性觉醒之声。
注释：
〔1〕王佩云《论女子性质为天然之美术家》，《直隶教育杂志》1909年第8期。
〔2〕 朱谋垔《画史会要》，中国书店2018年版，第9页。
〔3〕潘天寿《中国绘画史》，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0页。
〔4〕从女教书籍，如西汉刘向的《列女传》和东汉班昭的《女诫》看，最重要的内容即“三从四德”。所谓“三从”，指女子儿时服从父亲，出嫁后服从丈夫，丈夫死后服从儿子。所谓“四德”，即四种德行，历代说法略有差异，大致内容为：“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参见 班昭《女诫》，引自楼含松主编《中国历代家训集成》，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
〔5〕 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回、第42回。
〔6〕 汤漱玉、汪远孙、厉鹗《玉台画史 玉台书史》“卷三”，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49页。
〔7〕 徐沁《明画录》“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8〕 张明弼《冒姬董小宛传》，转引自［清］蒋坦《秋灯琐忆》，中国书店2019年版，第65页。
〔9〕同〔6〕，第96页。
〔10〕吴藻《百字令·读〈绣余续草〉题寄归佩珊夫人》。
〔11〕郭培贵《明代科举各级考试的规模及其录取率》，《史学月刊》2006年第12期。
〔12〕 陈弘谋《教女遗规》，载楼含松主编《中国历代家训集成》，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4919页。
〔13〕宋元强《清代的科目选士与竞争机制》，《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14〕dorothy ko, pursing talent and virtue: education and women’s culture in seventeenth-and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vol.13, no.1 (june 1992): 9-39.
〔15〕程谪凡《中国现代女子教育史》，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6页。
〔16〕陈景磐编《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66页。
〔17〕据一份1900年针对华南、华中、华北、华东的5所教会女校进行的调查显示：道学（专讲圣经和耶稣故事）、国文、世界史和地理这四门课是全部学校都开设的，另外有4所学校开设了音乐、生物、天文等，部分学校开设了物理、化学、动物学、植物学，还有缝纫、烹饪等适合女性特点的辅修课。参见朱有瓛、高时良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95—610页。
〔18〕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学校》，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页。
〔19〕鸦片战争之前，我国就有四位女性赴美留学，均为教会资助，分别是1881年金雅妹入纽约医院所设的女子医科大学、1884年何金英入费城的医科大学、1892年康爱德和石美玉入密歇根大学医科，四人均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归国投身我国医学事业。参见王美秀《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女子教育的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20〕古梅芳《中国近代女子美术教育研究》，《荣宝斋》2008年第1期。
〔21〕〔22〕《日本实践女学校附属中国女子留学生师范、工艺速成科规则》，《东方杂志》1905年第6期。
〔23〕徐世昌《东三省政略》，载朱诚如主编《辽宁通史》第4卷，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24〕“本埠·美术科开学”，载《大公报》1910年8月27日。
〔25〕 郑观应《盛世危言》，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页。
〔26〕梁启超《论女学》，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2页。
〔27〕 经元善《女学堂答杭垣友人书》，载《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0页。
〔28〕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28页。
〔29〕侯杰、秦方《近代社会性别关系的变动——以吕碧城与近代女子教育思想和实践为例》，《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30〕同〔26〕，第33页。
〔31〕李又宁、张玉法《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台湾龙文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5年版，第1131页。
〔32〕见《时报》1907年2月25日刊。
〔33〕“女子美术展览会期一日”，《北洋官报》1905年第750期第9版。
〔34〕程郁《二十世纪初中国提倡女子就业思潮与贤妻良母主义的形成》，《史林》2005年第6期。
〔35〕阮怡帆《近现代工艺美术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3页。
〔36〕夏晓虹《戊戌前后新兴的妇女教育——以上海中国女学堂为中心》，《文史知识》1998年第6期。
〔37〕王美秀《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女子教育的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38〕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年版，第326页。
〔39〕盛宣怀曾为资助女学堂捐款，后因朝中有人反对而拒绝供给，使经费发生困难。加之当地的地痞流氓，围攻女学生起哄，往校内抛掷砖头石块，上海知县不得不出示严禁，女学堂于1899年8月25日在《中外日报》上刊登告示，宣布停办。
〔40〕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96页。
〔41〕闫广芬《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认识、视野、使命》，《教育研究》2006年第11期。
〔42〕〔43〕〔44〕〔45〕〔46〕同〔40〕，第590—593页。
〔47〕息霜(李叔同)《图画修得法》，《醒狮》1905年第3期。
〔48〕《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载《南洋官报》1906年第52期。
〔49〕《奉天女子美术学校为送奉天私立女子美术学校简章及续行招生广告请择要张贴并希力劝导如经保送免去入校试验事给“海城县教育会”的函》（附奉天私立女子美术学校简章，续行招生广告），辽宁档案馆，档案号：jc072-01-018861-000012. ii. 转引自李雪、刘一林《清末民初奉天地区女子美术教育的建构——以奉天女子美术学堂为例》，《美术大观》2021年第3期。
〔50〕李程《清末奉天女子美术学堂的专业性考辨》，《美育学刊》2022年第1期。
〔51〕《创办女子美术学校》，载《北洋官报》1909年，总第2089期。
〔52〕孙佩兰《中国刺绣史》，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页。
〔53〕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54〕同上，第644页。
王宣懿 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