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气的舅舅，留了个怪发型
我有个舅舅，1968 年出生，比我大 13 岁。
母亲年少时就最疼舅舅。当年，姥姥被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姥爷、母亲和舅舅跟随而去。“五七干校”的生活十分艰苦，姥姥姥爷忙于工作，舅舅年幼体弱，而母亲比舅舅大整整 10 岁，平日照顾舅舅的责任就落到了母亲身上。母亲既把舅舅当成自己的弟弟，又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无论走到哪儿，生活的际遇如何，母亲总是想着舅舅。
为了改善舅舅的生活环境，争取让舅舅到城里上学，母亲瞒着姥姥姥爷，只身一人偷偷回到北京，她四处奔走，竟凭一己之力，争取到了全家回京的资格。
母亲和舅舅从小相依为命，两人的关系十分亲密，因此在我的童年生活里，舅舅也是一个重要的人。
舅舅一米八五的大个儿，眉眼深邃，高鼻梁，很多人都说他长得像费翔。不过他的发型很奇特，影响了他“标准帅哥”的形象—前面是板寸，后面披着长发—走在街上，回头率 200%。
舅舅爱玩，打扮也时髦前卫，在我心里他其实更像一个对我特别好的哥哥。
舅舅颇有艺术天分，他被东方歌舞团选中，成了一名国标舞演员，还参加过电影《顽主》的拍摄。不过他最擅长跳的是当时流行的“霹雳舞”。每次看舅舅跳舞，我都目不转睛，各种高难的翻滚，舅舅都能做得轻松自如，跟随着动感的节奏，舅舅的动作快得像闪电，我稍一眨眼，就会漏掉好几个精彩瞬间。不会跳舞的我，对舅舅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像个小跟班一样，喜欢跟在舅舅后面。夏天，他常常带我去团结湖公园捉蛐蛐。他手法娴熟，每次跟着他都能“满载而归”。
舅舅手巧，喜欢做模型，尤其酷爱做飞机、舰船模型。当时有一本杂志叫《舰船知识》，他期期都买，每期都反反复复地看。舅舅做的模型和现在那些零部件、说明书齐备的模型不同，他所用的素材都是在生活中找的。他一点点锯木头，精细地雕刻成所需的形状，再用胶水一点点粘。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竟成功地做出一艘 1 米 5 左右的尼米兹航空母舰。航母上的细节舅舅都精心制作，上面还有 40 多架迷你小飞机。我看得目瞪口呆，从此对舅舅的崇拜更多了一分。
周末，父亲开着 126p 去金盏（北京近郊，父亲厂房所在地），舅舅和我也常常跟着一起去。路上很颠簸，那台二手“小土豆”还经常“抛锚”—电瓶没电—我和舅舅常要帮着推车，千辛万苦，总算随父亲到了厂里。到了那儿，我们就帮着父亲卖豆腐，卖完了，还能分到十几块。
舅舅是个大忙人，精力充沛，他业余时间还去东四摆摊儿，卖皮鞋、皮衣，整日忙得马不停蹄。但他不像我父母一样整日在忙工作，舅舅忙的多半是自己的兴趣。他是我的偶像，也是我童年的陪伴。至今回想，我脑海中都会浮现当年自己跟着舅舅满胡同乱串的情景。舅舅好像总有无数关于“玩”的想法，跟着他，我就总是特别开心。
那时的生活真是“给点儿阳光就灿烂”，物质贫乏，但“玩”的创意总是层出不穷，几个石子儿都能玩得不亦乐乎，捉蛐蛐就能花去一下午。现在，物质条件好了，可是心和头脑也被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填满，反而没有空间体验纯粹的欢乐了。
如果没有舅舅，我的童年会少很多很多欢乐。
母亲是个强人
母亲和父亲没离婚时，父亲工作太忙，常很晚到家，母亲一个人就要担负起照顾四位老人的重任，整日忙得不可开交。离婚后，两人挣钱变成一人，她又要赚我的学费，又要照顾姥姥、姥爷、老祖儿、老祖爷，全家都指望着她的收入。她不得不拼命干，把自己当成男人。我们相处的时光因此变得很少。
我记得只有一段日子，我和母亲相处的时间比较多，那段日子让我很难忘。
那是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每天下午三点多放学，我跑到她单位去，在她单位看书写作业。作业写完后，我常去她单位后身的荒地“寻宝”。那片荒地里经常能发现一些废铁，我拿到废品收购站去卖，能卖一两块钱，再加上姥爷给的一两块，我在同龄小孩儿中就算相当富有了。
我用这笔钱除了买《圣斗士星矢》的漫画外，还会用来买“洋画”。80 年代，时兴收集“洋画”。所谓“洋画”，就是一种邮票大小的硬纸片，上面印着“圣斗士星矢”“变形金刚”“花仙子”等图案，因为上面的形象大多来自外国，所以叫“洋画”。可以收藏，也可以和小伙伴玩儿“拍洋画”。
每个小孩儿都拥有一部分洋画，“对决”的两个小孩儿分别拿出一张自己的，手掌窝成半弧状，往地上一拍，借着手掌扇的风和吸力，有时能把地上的洋画翻过来。谁翻过来的，洋画就归谁。
这个游戏，我妈那代人小时候就在玩儿，她 10 岁的时候随父母下放湖北，就靠教当地小孩儿拍洋画，树立起自己的“领导地位”。我长大以后，洋画也仍然在流传，只是图案在改变。直到几年前，有了智能手机，这种古老的游戏才没什么人玩儿了。
虽然我在当时小孩儿中算是零用钱相当富余的，但也有“闹饥荒”的时候。常去的小摊儿上进了新的洋画儿，赶上自己没钱，就只能站在旁边眼巴巴地看。那时反正放学回家也没人管我，我能看上好几个小时不挪窝儿，把人家摊主都给看毛了。
童年记忆中，我和母亲最亲密的一段时光，就是那会儿常泡在她办公室的时候。她下班后我们一起回家，聊些我在学校发生的事儿。我爸不在家时，他们也没得吵，家里也很平和。那段时光是夏天，我和表哥、舅舅、发小儿到处逮蛐蛐的时候也是在夏天，夏天在我记忆里特别美好，悠闲、宁静、充满温馨。我一直跟别人说，自己最喜欢的季节就是夏天，多年后我才懂，我喜欢的不是夏天，而是留恋夏天的人和事儿。后来，一切都变了，夏天还是那个夏天，感受却和当年不同了。
我小学一、二年级的班主任姓唐。唐老师教学认真负责，懂得因材施教。我那会儿比较淘，特好动，说话随我妈，直率，有时冲口而出，爱得罪人。搁别的老师可能挺烦我的，可是唐老师不，她看我体育成绩不错，在班里说话也挺有号召力，就安排我当“军体委员”。
军体委员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同学们上下操，列队，喊口号，喊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二、三、四！”
军体委员起头儿，同学们跟着喊。我那时性格外露，爱显，这个出风头的活儿可是得了我的心，我干得特别来劲。有一回升旗仪式，我被选中带着全校同学喊号儿，那时我才二年级，六年级的同学都跟着我喊，我别提多得意了。
我的性格很容易受到别人影响，尤其当时年纪小，老师喜欢自己，学习成绩就容易上去，老师要是不喜欢自己，总挑自己的刺儿，我就很容易对学习失去兴趣。
三年级那年，老师换了，来了个新老师，姓史。我感觉她不太喜欢我，好像总是针对我，没事儿就点我名儿，叫我站起来，批评我。我说话直，顶撞过她一次，她以后就更爱说我了。
那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那件事，算是我小学时期的一个转折点，我的性格、心境，很多都随着那件事有所改变。
那时，父亲创业进展得不是很顺利，母亲每月也只有“五建”的死工资，家里的日子过得很艰苦。母亲不甘心我们全家一直过清贫的生活，于是，她做了一个决定，出国。
1994 年火过一阵子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很多人都看过，讲的就是改革开放初期，头一批出国奋斗淘金的人的故事。我母亲就属于那一批。她当时决定去的是加拿大，她有几个亲戚在那里。
在国外，她最多时一天打六份工，起早贪黑，做的大多是重体力活儿。她在唐人街一家餐馆后厨帮工时，每天清早卸货，要扛 18 片肉排，一片肉排就好几十公斤。跟她一起工作的都是黑人男性，没一个人会帮她分担。就这样，她在加拿大辛苦奋斗了近两年，带回了 2 万美金，那是她日后开饭馆的“原始资本”，每一分都是用血汗换来的。
我妈出国了，再加上在学校不招老师待见，我的成绩一落千丈，从班上前几名掉到倒数的行列。曾经隐隐约约感受到的孤独感，在那年尤为突出地体现出来。
那种孤独感，成为了我日后的心结。后来人生中，每当我遇到挫折不顺，当时那种孤独的心情就涌上心头，感觉像一个坎儿，我不知道怎么跨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