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党梆子过去发展
栗守田 马天云
上党梆子是山西四大梆子之一，由于流行于晋东南，秦汉时期的上党郡地区而得名。过去当地人称它为“大戏”，晋南人叫它为“东府戏”，河北邯郸一带叫它为“西府调”，“泽洲调”。一九三四年春，上党大戏在太原演出，有人把它叫为上党宫调，解放后改称为上党梆子。
源远流长的历史
关于上党梆子的起源，有各种各样的传说。一般人传说是在明末已经形成于泽洲(今晋城)、阳城一带。还有人说是从明朝沈王宫中传出来的。王宫当然不可能创造出一种戏曲来，但是把民间艺术拿来加工则是可能的。《明史》载有一五四九年到一五八二年在藩的沈宣王朱恬姣“好学、工古文词，审音律”的话，到可以为这一传说作一参考性的印证。
清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版《泽洲府志》载有沁水县人樊度中的《东岳庙赛神曲》诗五首。第五首的第一句是“台上弋阳唱晚晴”。这里的“弋阳”可能指弋阳腔，也可能指上党梆子。樊度中是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年)的拔贡，这时弋阳腔确已传到山西，可是象沁水这样偏僻的山区，似亦不易传到。上党梆子当时还没有个正式名称，诗人很可能是自诩风雅，把本地土戏称作“弋阳”。当然这仅是一种推测，上党梆子和弋阳腔的关系，尚待探索。
清乾隆二十五年(一七七〇年)版《潞安府志》，卷八载，当时的长子县知县王巨源曾禁“丧葬演戏”。同卷又载“富室旧用梨园送殡，今奉严禁，用者渐少”。如果是外地来的少数班社是用不着禁止的。这说明十八世纪上党地区戏剧活动相当繁盛，也只有上党梆子的班社才能这样频繁活动。
晋城的鸣凤班，是上党梆子年代较远的一个班社。一九六二年版《晋城县志》载:东四义村史和亭老人谈，清乾隆年间，其祖史宗经娶妻于阳城，阳城一个鸣凤班来晋城演唱，就被史家留住(这一传说在晋东南南五县流传很广)。史宗经之子史溥也很热爱戏曲，为鸣风班的发展做了不少事情。史和亭的话现在有三项记载证明是可信的:(1)《凤台县续志》泽州建府后，在原泽州辖地置凤台县，民国初年才改为晋城。在史溥传里，记有“所畜梨园，为一郡冠”一句。史溥是嘉靖十八年(一八一三年)拔贡，是乾隆后期的人。(2)晋城县青莲寺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年)的碑(已残)上载有“有鸣凤班者，行戏四十余年矣”的话。从道光九年上推四十五年，是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3)一九五九年在晋城县青莲寺中佛殿内的屏板上，有鸣凤班在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年)十月十五日列的演出剧目单，上边还有“四义寨史宅戏在此......”等字，共列了二十三出戏，其中《彩仙桥》、《对松关》、《大赐福》等都是上党梆子的传统戏。
据老艺人传说，上党梆子在清咸丰同治年间(一八五一一八七四年)已经非常昌盛。壶关的十万班曾进北京演出(山东枣梆的老艺人说，光绪初年十万班还到过鲁西南)。十万班进京归来后，很讲究行头排场，什么上八驮、中八驮、下八驮、后八驮(当时的戏箱是骡马驮的，一头骡马驮的叫一驮)，真是喧赫一时。到了二十世纪初，上党梆子日渐衰落。特别在抗日战争初期，天灾人祸纷至沓来，上党梆子备受摧残，基本上停止了活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进敌后，在太行山区建立了太行、太岳根据地，给上党梆子带来了希望。人民作家赵树理同志十分重视戏曲艺术，他创作了现代戏《万象楼》，创作和改编了古装戏《邺宫图》和《韩玉娘》，宣扬了民族气节，揭露敌伪丑态，激励反抗精神，由武乡光明剧团、襄坦农村剧团演出后，很受观众欢迎。《小二黑结婚》、《三打祝家庄》、《白毛女》、《血泪仇》、《赤叶河》等剧先后用上党梆子演出，晋东南各县纷纷成立上党梆子剧团，为以后的上党梆子的繁荣发展，保留和培养了一批骨干。
全国解放后，上党梆子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废除了旧的规程，订立了新的制度，各个剧团的面貌都为之一新。在表演和化妆方面，也认真向兄弟剧种学习，抛弃了过去旦角的人字鬓，七寸步，也是珠翠满头，步履婆娑。一九五四年，在长治专署胜利剧团和高平朝阳剧团的基础上，组建了长治专区人民剧团第一分团(后改称晋东南地区上党梆子剧团);一九五六年组织了“长治专区戏曲赴京汇报演出团”，向中央和首都人民汇报演出了《三关排宴》、《天波楼》、《皮秀英打虎》等剧目，受到了好评，并学习了兄弟剧种许多长处。一九五九年组织了山西人民赴福建前线慰问演出团第三团，到福建前线作慰问演出。建国十周年时，当时全区有上党梆子剧团十五个，从业人员一千多人(另有省戏校晋东南分校一个，培养青年演员)，这些剧团大部分有编剧人员和自己整理加工的重点剧目。一九六二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把《三关排宴》(剧本由赵树理同志协助整理)搬上了银幕。
上党梆子虽然流行于晋东南地区，但在山东的荷泽地区和河北的永年县，还有它派生出来的二个嫡亲姐妹剧种，枣梆子和西调，至今还活跃在鲁西南一带和冀南平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