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女性主义的翻译理论观出发，探讨了女性主义与翻译的渊源、对翻译的影响及作用。作者从翻译与女性的隐喻、翻译与译者的身份判定、身体翻译以及翻译作为女性和他者的象征等几个方面分析和揭示了翻译与女性的关系。作者认为，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考量翻译中的作者、文本、译者和读者将给翻译研究带来全新的启迪。在后现代、后殖民多元文化语境下，女性、差异性以及他者性将为重建译者主体性提供无限的可能性。
一、 女性主义思潮简评
女性主义(feminism)，亦称女权主义。女权主义一词是由日文转译成中文的称谓，西方人称为女性主义，日文称为女权主义。但日文翻译成女权主义之后，不仅忽略了占主要部分的女性主义批评，而且令那些向来有性别歧视的人作为笑柄或谈资（张首映，2001：490）。最开始的女性主义者认为男女应该同工同酬，享有同等机会和权利，但当代西方妇女运动已经超越了争取男女平权的阶段，转向强调女性的主体意识，并用女性的主体意识重新审视整个社会文化及历史传统。“换句话说，在整个审视批评的过程中，女性的‘性别’色彩得到强化，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从这样的角度看，用‘女性主义’来取代以前‘女权主义’的译法是合乎时宜的(陈惇、孙景尧、谢天振，2003：518)。关于 feminism的中文翻译，实际上蕴涵了文化语境的差异。有人更认为无论“女性主义”也好，“女权主义”也好，这两个术语都不是对feminism最恰当的翻译（杜芳琴，2002：73）。因为feminism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涵盖面极广的、各种思想交锋、交融的场所。“主义”二字已不能准确地概括其理论和实践活动，更未能充分表达feminism丰富的内涵和社会改造的宏大目标。在跨文化翻译的困难选择中，我们只好强差人意地使用不能尽达其意的词语。
现代女性主义源于美国，其发展经历了两大高潮。第一个高潮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从法律上为女性争取财产权、选举权以及受教育权。1895年美国基督教徒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编著的《妇女圣经》一书的出版，掀开了女性对《圣经》中男性权威质疑与诘问的序幕（simon，1996:114-115）。20世纪70年代，女性运动的第二个高潮出现，而运动的主要目标转向了更深的层面。从70年代开始，以自由主义女性为主体的女性主义理论关注从性别平等、性别中立转向差异和女性的独特性，为女性主义的深入探讨打开了思路。激进女性主义深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用其来分析父权制、家庭、性关系、性别分工和社会性别体制等概念，激烈地抨击父权制。凯蒂·米利特（kate millet）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70年代中后期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家重视对女性经典作家文本的解读，其中“女性视角”的提出构成了女性主义批评解读文本的基点。所谓“女性视角”，即用女性意识、女性经验关照作品。它包括一套与男性迥异的阅读和写作标准。女性写作与女性批评（female writing and gynocriticism）的代表人物有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莫娥斯（ellen moers），斯帕克司（patricia meyer spacks）。其中，肖沃尔特的《他们自己的文学》、《女性主义诗学初探》以及《荒野中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女性主义文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她在其专著《他们自己的文学》中试图为英美文学中的女性主义传统勾勒出一条线索，也即（1）女权阶段（1840—1880）；（2）女权主义阶段（1880—1920）；（3）女性阶段（1920—）。“这表明了英美女权主义自有其独立于法国影响的传统，而且越是发展到当今越是强调其女性的性别特征，因而在当今的美国，‘妇女研究’或‘妇女批评’，或‘性别研究’等等常常以女权主义的代名词出现在刊物或研讨会上，有些已经进入了大学的课堂和研究生的专题研究”（王宁，2002：136）。
与英美女性主义相对应的另一大阵营是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其风云代表人物有：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 de beauvoir)，海伦娜·西克苏(helene cixous)、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christeva)以及露西·利格瑞(luce irigory)。波伏娃于1949年发表的《第二性》被誉为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经典。波伏娃的名言“女人并非生来就是，而是后天变成的”（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a woman）(qtd. in flotow，1997：5)，与其爱侣萨特关于“存在先于本质”的理论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在《第二性中》，波伏娃认为法国和西方社会都是由男性控制的家族式的社会，女性在社会中是第二性的，是“他者”。女性要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必须中止这种家族式的统治，并将男性作为“他者”。在书中，波伏娃还首次比较系统地清算了男性作家文学作品所虚构的“女人神话”，批评了他们对女性形象的歪曲，从而从思想和观念上给当代女权主义批评以多方面的启迪。西克苏在女性主义理论探索方面成就非凡。她自70年代以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探索了女人、女性气质与作品文本生产之间的各种关系。如西克苏提倡的“女性写作”(ecriture feminie)强调了女性特殊谚语、写作方式。西克苏还号召“女人描写自己”，包括从躯体到性欲，并把“清白写作”（white ink）与母亲的乳汁（mother’s breast）进行类比。力图探索出一种基于女性躯体本能的女性符号系统。
20世纪后半期法国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是克里斯蒂娃。她的符号学话语打破了传统语言定势的一统天下。其目的是要颠覆作为男性社会意识形态基础的世界二元对立的男女二分法，并超越这种充满菲勒斯（phallus）中心的二分法。通过采用拉康的精神分析，她将“符号期”（the semiotic），或称前俄底浦斯阶段与“象征期”（the symbolic）进行对照。克里斯蒂娃认为，一个解放了的人是能够在“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混乱与秩序、革命与现状之间自由行动的人。不仅如此，克里斯蒂娃提出的有关互文性的概念给文本分析带来了全新的视角。
概括地讲，女性主义的第一次浪潮起源于19世纪末，延续至本世纪60年代；第二次浪潮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与当时如火如荼的女权主义运动直接相关；第三次浪潮女性主义与20世纪末的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同性恋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潮交相辉映，充分显示了多元性和包容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试图通过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完成一种破旧立新的话语变革。它以“性别”作为文学批评研究的基本切入点，突破一系列传统范畴和价值尺度，致力于揭示妇女在历史、文化、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探讨性别与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向传统的男性中心观念提出挑战，以达到发掘女性话语，重建文化研究新理论的目标。这无疑是值得注意的方法和思路。从第二次浪潮以后，经过40多年发展的西方女性主义，经受了不断地创新、挑战、质疑与突破，从把妇女视为被动的受害者到具有主动的能动者，从男女二元对立到多元的性别观，从身份政治到分裂矛盾的身份，从白人中心到后殖民女性主义，从黑人女性主义到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从后现代女性主义到心理分析，这就是西方女性主义的发展思潮和所走过的道路。
二 女性与翻译的隐喻
二千多年来西方文化中的女性的形象一直被歪曲。在亚里士多德眼中，女性之所以为女性，是由于缺乏某种优良品质。毕达哥拉斯（protagoras）更直言不讳地说，世上善的法则创造了秩序、光明和男人，而恶的法则则创造了混乱、黑暗和女人。奥古斯丁（augustine）发现，女人并不是上帝完整的形象，只有与男人的头脑结合，女人才是上帝的影像。无独有偶，在中外翻译理论及实践中原作者、原文可比拟为男性、阳性、主动的，而译文、翻译者都被比拟为女性、阴性、被动的角色。在古今中外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女性相对于男性的从属地位一直被固定在历朝历代的经典教义中。人们考量译作的标准无不具有女性化的标准：忠实，优雅。“翻译批评家评翻译就像七大姑八大姨们议论邻家媳妇守不守妇道，即忠与不忠。翻译被前百年来的父权意识形态粗暴地贬低到女性的从属地位，无端地受到了不白之冤”（王东风，2003：16）。如同对待女性一样，评论家们给翻译拷上的桎梏从来没有放松过。翻译家们应该遵守原文的“忠实”如同贞女烈妇们应该守妇道一样，不得越雷池半步。
不难看出，尽管中西文化思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将翻译看作阴性的、从属的地位却惊人一致的相似。我国最古来的文化典籍《周易》把“乾”比作阳性、男性、主动的，把“坤”比作阴性、女性、被动的。八卦是建立在男女两性象征基础之上，可以看出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孑遗。画一以像男根，分而为二以像女阴，所以由此而演化出男女、父母、阴阳、刚柔、天地的观念。宋代司马光在《训子孙文》也说：“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阳也；妻，阴也。天尊而处上，地卑而处下，日无盈亏，月有圆缺，阳唱而生物，阴和而成物，故妇专以柔顺为德，不以强辩为美也”。在中华文化传统中，女性是一部臣服于被书写，被界定，被规范，被表达的历史。从汉字的构形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对女性歧视的痕迹。甲骨文中的“女”字呈现双手交叉胸前，席地踞坐的姿势。后来带有“女”字的汉字如“委”、“安”、“婉”、“奴”等都有驯化顺从之意。这多少体现了男权主义偏见对造字文化的渗透。这反映在父权社会里，语言本身就体现了对妇女的压迫。雅克·拉康曾批评这种书写与被书写的模式参与了源远流长的传统创造，并规定了男性艺术家作为“创造者”的主体地位和女性作为“创造物”的客体地位。
法国女性主义者西克苏发现，男人通过两极对立的一对概念术语，毫无必要地把现实分裂为片段。一对相对的概念总是一方优越于另一方。在她的论文《突围》（sorties）中，西克苏列出了这些二元对立的概念：
主动/被动
太阳/月亮
文化/自然
白天/黑夜
思想总是通过对立来起作用。
讲述/写作
说话/文字
高/低
通过二元的、有等级区分的对立而产生。
“根据西克苏的看法，这些二元对立中的每一对，都源于男与女这一基本对立，从这里获得灵感。在男女对立中，男人是主动的、文化的、光明的、高的或一般来说与正面的事物相联系，而女人则是与所有被动的、自然的、黑暗的、低的或者一般来说与负面的事物相联系”（见帕特南·童，2002：293）。从西克苏的描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中西文化中这种不证自明的异曲同工之处。同理， 从男女的对立中，传统上，人们把翻译中的原作看作是男性的/主动的/太阳/文化/白天，而译作则是女性的/被动的/月亮/自然/黑夜，翻译中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还占据着人们的思想。
钱钟书从许慎的《说文解字》的训诂文字中引申出翻译的性质和功用是“诱”、“媒”、“讹”、“化”。其中，“诱”无疑有女性“引诱”（seduce）的联想。郭沫若早年更说翻译是“媒婆”。将翻译比作女性的还有闻一多。在《英译李太白诗》中，“他认为好诗是‘禁不起翻译的’，就象一朵鲜花，采它就是毁它，‘美’是碰不得的，一粘手它就毁了。甚至用中国的经体来译写李白的佳句，也会弄得一团糟的。因为原诗的种种美的地方不可能同时保存在译诗之中”（陈福康，2000：288）。传统看来，翻译总是与“诱”（seduce）、女性、美、鲜花联系在一起的。
钱钟书所说的“讹”也就是西方翻译界所说的“翻译者即叛逆者”(traduttore traditore)。在我看来，翻译中的叛逆者可能包含几种情形：（1）译者掺杂了（adulterate）翻译者本人对于原作的理解和阐述，甚至溶入了译者的语言风格、人生体验和个人气质和译者的主体性，其结果是将原文美化了，象给女人抹上了化妆品，或者是淡化了译者作用，象给醇酒掺兑了白开水一样；其二是完全背叛原文，抛弃了原文原作者，就象女人（译者）一样薄情地抛弃了情郎（原文），追求优美的不忠，如林纾的翻译；其三是采用归化法，用目的语去“吞并”、“吃掉”(cannibalize)原作的语言和文化，就象早期南美的土著人吃掉西方传教士一样，用及其流畅自然的翻译传递原文，如“苏曼殊译苏格兰农民诗人彭斯的诗《一朵红红的玫瑰》，诗僧把它译成词丽律严，表情委婉，俨然一首地道的五言古诗。尤其是其中一些特殊词汇，如出自《诗经》的表示‘拎着袖子’的‘掺祛’，表示‘我’的‘阿阳’，等等，使译诗的读者看到了一幅典型的中国古代文人仕女执袖掩面，依依惜别的图画，但是与此同时，彭斯原诗那清新明快的风格，朴素爽直的农夫村姑形象，则完全消失殆尽了（谢天振，2000：149）。
翻译中以性别为基础的这种范式，显示了翻译作为衍生性的、女性的特征。最著名的是法国人将译文比作女人(les belles infidels)，并且让翻译家们陷入一个两难的尴尬境地：漂亮的不忠实，忠实的不漂亮(simon，1996:10-11)。这是翻译活动被看作一桩婚姻，忠实的定义建立在译文（女性）和原文（丈夫、父亲或作者）之间不言自彰的不平等的婚姻合同基础之上。恰如传统社会的传统婚姻中判断男女用不同的双重标准：不忠的妻子（译文）应该受到审判，而丈夫（原文）在法律上完全是可以宽恕的。这桩婚姻有这样一个无须证明的预设前提：原文不存在不忠的问题，就象父权社会的父亲对子女拥有所有权一样(venuti，1992:58)，原作者对译文拥有合法性。这就意味着不忠只是女性（译文）而非男性的事情，而对待女性（译文）不公平的是，不存在一个既漂亮又忠实的女人。在17世纪法国的直译意译之争达到了巅峰时刻。乔治·穆南的《不忠的美人》对此有过详尽的记载。“在这本书中，作者力图给17世纪‘不忠’的译作一个合理的社会历史性的解释。并且，作者指出，这种‘美文’的风尚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而自19世纪开始，哲杰罗姆等作家的译者则坚持‘忠实’完全在于‘字字对等’”（许均、袁筱一，2001：89-90）。无论如何，女性与美之间的渊源恒之已久，康德在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一书中也说过：“第一个把女性构想为美丽性别这个名称的人，可能或许是要想说点什么奉承的话，但是他却比他自己所可能相信的更为中肯。因为就是不去考虑比起男性来，她那形象一般是更为美丽的，她那神情是更为温柔而甜蜜的，她那表现在友谊、欢愉和亲善之中的风度也是更加意味深长和更加动人的”（何兆武译，康德，2003：28）。尽管人们把女性看作是美的渊薮，但对于这种美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即需要时招之即来，激情过后挥之即去。至于戴着有色眼睛的男性来说，在“温柔”和“动人”的后面可能意味着“不忠”或“心猿意马”。
“忠实”（女性、译文）这样一个争论了几千年的问题从古至今人们从不同的角度阐释它（她），议论它但仍然难以说明什么样的译文（女性）才是既优美又忠实的译文。不过，随着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出现，这些理论从不同视角给女性、翻译带来了全新的看法。
三、 译者的身份：犹抱琵琶半遮面
凡是研读过中国诗词的人都知道，阐释一首情诗的涵义要看作者的性别而定。中国文学中本来就有一种以美女及爱情为托喻的悠久传统。所有这些描写往往易于引起人们托喻的联想。如果作者为男性，翻译家们就值得注意以下问题：诗人是否借用恋歌来比喻他的政治遭遇？这是因为在男性社会中，女性被弃是常见的、合理的，而反之，男子被弃，特别是被女性所弃是绝对难以接受的。所以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多见“弃妇”而绝少“弃男”。这种以“寄托”为主的阅读方式既是意识形态的，也是性别的。通过虚构的女性声音所建立起来的托喻美学，被孙康宜称之为“性别面具”（gender mask）(孙康宜，2002：104)。之所以称之为“面具”是因为男性文人的写作和阅读传统包含着这样一个观念。情诗或政治诗是一种“表演”，诗人的表述是通过诗中的一个女性角色，籍以达到必要的自我掩饰和自我表现。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又曾不是政治文人骚客和沦落乐伎合奏的一曲人生悲歌？至于北宋的柳永，晏几道、秦观等更是“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在描写与乐伎浓情蜜意和离愁别恨的词中，又倾诉了多少身世坎坷的悲愤！通过采用“性别面具”的同时，作者可以摆脱政治困境。通过一首女性口吻唱出的恋歌，男性作者可以公开无惧地表达内心隐秘的政治情怀。翻译家们必须注意到，中国文学中以美女为托喻的叙写，有着语码的“暗合”，而作为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的感情心态，也与伤春怀人的闺中怨女的心态，有着某种情绪上的暗合。“这种艺术手法也使男性文人无形中进入了‘性别越界’的联想；通过性别置换与移情作用，他们不仅表现了自己的情感，也能投入女性角色的心境与立场”（ 同上，104）。
在翻译过程中，译家应了解这种移情与置换作用，并充分再现女性角色的心境。让我们通过屈原《离骚》中的几行讨论这种心情与语境的移译：
日月忽其不掩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孙大雨先生的译文是：
as days and months away do haste without a pause,
reflecting on the trees and herbage falling fewer,
i fear the beauteous one would grow old too some day.（孙大雨译《屈原诗选英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204—205）
应该肯定，翻译家孙大雨先生是完全理解了屈原所指的“美人”即楚怀王。除了在翻译中将其英文对应语“beauteous one””大写之外，还在译文末附有详尽的说明。《楚辞》中的美人、芳草大多象征贤才、君子或屈原崇高的理想、高洁的情怀。正如司马迁所说：“其志洁，故其物芳”（《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作为翻译家应该理解的不仅是言内之意，对于言外之意也应暗熟于怀。特别是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男性作者常常借“男女君臣”的比喻和“美人香草”的意象来写情诗，故他们也用同样的托喻策略来解读别人的诗歌。同样是傲立霜雪的“梅花”，在王安石笔下俨如一位亭亭如立的冷艳仙子，让人欲近其身而不能，在辛弃疾眼中却是“笑语盈盈暗香去”，有“美人如花隔云端”之叹，在陆游徘徊的断桥边的黄昏凄惨的雨中是“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在乐观旷达的毛泽东的胸襟里却是“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同样的梅花不同的场景不同的遭遇不同的心境需要译者翻译的不仅仅是用“she, it, plum blossom ,flower，winter-sweet”表达的语言层面上的意义，而是人物身份的判别，孤傲与坚贞，清香与幽怨，感怀与伤感，希望与欣慰的真切的传递。
不仅如此，译者所面临判别的不仅仅是“谁是她（他，它）？”“谁思念谁？”的问题，而且应进一步思考的是“性别仿拟”的“雌雄同体”(androgyny)问题。因为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在远古时代男女本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只是由于理性将他们分成两半。这就是为什么男女拼命要向对方靠拢，相互吸引的原因。原来男女就是“雌雄同体”的一个整体。
女性翻译家或男性翻译家在翻译及理解过程中做到角色互换、“雌雄同体”听起来十分诱人，但却不容易做到：个人的心灵中需要保持男性和女性心灵的平衡。这种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和生理上的类比被英国女作家弗吉利娅·伍尔夫早就观察到了：
如果某人是男性，那么大脑中的女性部分还应该起作用；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她必须和体内中的男性交往（intercourse，性交）。科勒律治曾说过，伟大的心灵是“雌雄同体”的，可能就是这层意思。只有产生这种融合时，心灵才会受精孕育，并发挥其所有的功能作用。正如纯粹女性气质的心灵没有创造力一样，纯粹男性的心灵也无创造力（引自朱刚，2001：240，笔者译）
的确如此，如果女性译家翻译男性作家的作品能够把握男性的刚强，如果男性译家翻译女性的作品能够传递其柔美，其译作一定是天作之合。在笔者看来，著名翻译家兼作家冰心女士在翻译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和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抒情诗时就做到了翻译中令人们羡慕的“雌雄同体”的境界。从她翻译的泰戈尔的《吉檀加利》中的第20首诗可见一斑：
on the day when the lotus bloomed, alas, my mind was straying, and i knew it not. my basket was empty and the flower remained unheeded.
only now and again a sadness fell upon me, and i started up from my dream and felt a sweet trace of a strange fragrance in the south wind.
that vague sweetness made my heart ache with longing and it seemed to me that it was the eager breath of the summer seeking for its completion.
i knew not then that it was so near, that it was mine, and that this perfect sweetness had bloomed in the depth of my own heart.
莲花开放的那天，唉，我不自觉地心魂飘荡。我的花篮空着，花儿我也没有去理睬。
不时地有一段忧愁来袭击我。我从梦中惊起，觉得南风里有一阵奇香的芳踪。
这迷茫的温馨，使我想望得心痛，我觉得这仿佛是夏天渴望的气息，寻求圆满。
我那时不晓得它离我是那么近，而且是我的，这完美的温馨，还是在我自己的心灵深处开放。（冰心译《泰戈尔抒情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20-21）
这部使泰戈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既颂扬了生命中的情爱，也体现了诗人的完美追求，特别表达了诗人对神人合一的追求。冰心的翻译流畅、隽永，与原作的风格十分贴切。译文充分体现了泰戈尔对祖国的热恋，对妇女的同情以及对儿童的喜爱。不仅如此，译文再现了译者对原作者的心灵理解和深厚的汉语功底。在《邀寄印度泰戈尔》一文中冰心说：“你以超绝的哲理，慰籍我心灵的寂寞……你的极端的信仰——你的‘宇宙和个人灵中间有一大调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美感’的诗词，都浸入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的‘不能言说’的思想，一缕缕的合成琴弦，奏出飘渺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泰戈尔，冰心译，同上：8）。可以看出，作为女性翻译家的冰心的自己的翻译和创作思想，在泰戈尔的世界里找到了飞翔的天空，通过“雌雄同体”的翻译方式得到了升华，而《吉檀加利》的译文翻译正是这种创造的艺术结晶。
加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阐释学认为，文本是由作者原初视域与理解者当下的视域的交融，即“视域的融合”（fusion of horizon）。在翻译过程中，翻译家对于文本的理解，也必须涉及到原作者和自我中介的工作。为了回答文本提出的问题，翻译家必须开始提问，即在翻译的视域内重新构造原作者、原文本提出的问题。以李白的“玉阶怨”为例，译者必须问是谁“却下水晶帘”呢？读者心中很容易涌起“她”这个代词，如果加上了“她”，译者在解读活动中的立场，是站在对象的外面“客观地”看宫里的女子，但译者心中也可以涌起“我”（可能是男性）这个代词，此时又是“主观地”由里向外看，说话人此刻成为诗歌中的主角。女性主义理论的“雌雄同体”说明，翻译过程既包含译者的领悟，也包含译者的历史理解。这种视域融合所产生的新视域，超出了原来文本作者和译者（读者）自身的视界，达到了更高和更新的层次，同时，它也给新的理解，特别是判断男女身份的理解提供了可能性。
四、 身体翻译①
解构主义的翻译观充分考虑到了女性主义翻译的重要性，认为女性身体在表达翻译主题方面起着独一无二的作用。德里达的词汇总是流动的，其若隐若现的“延异链”与女性主义不无关联。如“播撒”(dissemination) ,“处女膜”（hymen），“嫁接”（ graft）等都是德里达使用的常见术语。女性主义的翻译观抨击男性价值为中心的“菲勒司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菲勒司（phallus）原本指阳茎图像，古代生殖崇拜文化把它看作生殖力的象征或阳物崇拜，后来作为男性权利象征，决定着一切秩序和意义，拉康把它作为一个“超验的能指”，德里达把西方形而上学描述为“阳性逻各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女性注意所做的就是恢复“客观化”的被驯化了的女性身体，颠覆男性特权对女性身体的翻译及创作风格的操纵。
女性翻译理论一反女性作为男性工具的地位，试图在翻译过程中表达独特的阴柔的审美视角。后女性主义者帕格利娅在其《性面具》中对女性身体有过这样的描述，女人身体各个部位所显示的曲线，正与地球和天体造型接近，自然的能量能够在女人身上顺利地流通往返；女人比男人更有悟性和直觉，对现实更为敏锐、灵魂和精神比男人更完美，更处于‘自足状态’，能够自己协调和平衡自己（张首映，1999：496）。长期以来，以女性被男性压抑、扭曲的女性身体通过女性翻译、创作获得一种新的生命和解放。特别是20世纪后30年的极端女性主义者，试图尝试运用女性语言的方式。女性翻译家也试图用新的拼写、新的语法结构、新的意象和比喻超越父权主义所使用的男性语言。如法国女性作家用jouissance②和invagination所使用的这两个术语别具匠心。jouissance有几种含义：高兴、快乐、性快感或性高潮，翻译成英文后则只指性快感；而invagination指早期或当代的多种文本进入(penetration)③一种文本（德里达曾多次使用此术语），将法语此类“身体作品”（ bodywork）翻译成英语使翻译家们看到了身体语言的局限。从事“身体写作”(writing the body)的作家们可能把这些术语作为政治话语，强调女性的独特意识，彰显女性的主体性，但这种表述给翻译家们却带来了寻找对应词的麻烦。罗特宾尼尔·哈伍德(susanne de lotbinniere-harwood)在翻译博萨德（(brossard)的作品时曾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难翻译的单词cyprine ，在法语中指“女性性分泌”，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中也使用过此词，但英语中除了“wet” 以外，再也没有与cyprine相对应的词，结果哈伍德在翻译中只好杜撰了一个英文词“cyprin”（见 von flotow，1997：18）。通过这种翻译女性翻译家做到了既自我保存，又突出了翻译家女性的身份和女性意识（gender-awareness）。因而性别意识是翻译文本中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有意识形态意识、女性话语权利的翻译家们可能有意识地在翻译中突出自己的个性和身份。
罗莉·张伯伦（lori chamberlain）在讨论权利话语和性别模式时指出：女性不仅身体上受压迫，而且在语言、文化上受歧视，这二者的关系与翻译的贬值(devaluation of translation)有关联。所谓“美丽的不忠”既体现了传统上对女人的贬低，也反映了轻视翻译。张伯伦的理论有三条依据：其一，翻译的隐喻通常被家庭中的权利关系所掩盖，女性通常由家庭中的男性成员所控制，因而男性翻译家认为自己是纯文本的“庇护人”，努力保护其不受玷污和蹂躏。这种语言中的保护关系指的是将文本看成是需要保护的年轻的处女。文本（女性）必须得到合法保护，这样丈夫（译者）所生育的子女（译文）才具有合法的地位；其二，传统的翻译隐喻宣传了对女性的暴力，即鼓吹了对女性（文本）的征服。古代西方把捕获俘虏的女性抓来做老婆，通常是先剃去她的头发，后剪去其指甲，然后再强迫成婚，无疑是一种强奸，这也是女性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其三，张伯伦认为，20世纪的翻译理论家们象george steiner和serge gavronsky充分利用男性语言和神话，把翻译描述成一种射精④和俄底蒲斯情结(oedipus complex)，再次忽略了女性的参与与贡献，形成了对女性的歧视和暴力（flotow，1997：42）。
的确如此，对于男性无法洞察的性欲望，性体验，只有通过女性翻译家才能微妙地传递，否则便永远地隐秘在原语文字的后面。埃莱娜·西克苏在其名著《美杜莎的笑声》（the laugh of medusa）充满激情地阐述了身体创作的意义和力量：
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她们必须改过，穿透并且超越那最终的保留话语，包括对于念出“沉默”二字的念头都嘲笑的话语，这话语以不可能为目标，在“不可能”一词面前突然停住，然后把它写作“结束”。这就是妇女的力量，它横扫句法学，切断男人当作的肌带线（人们说这是根极窄的线），妇女长驱直入不可能的境地（见张京媛：1992，cixous, 1976：875）。
西克苏在男性写作与男性性欲，女性写作与女性性欲之间建立了许多联结。她认为，男性的性欲是她称之为“大阳具”(big dick)为中心的，是单一而乏味的。男子用他们“袖珍的能指”（little pocket signifier）——即阴茎/阳具/笔（the trio of penis/phallus/pen），这三位一体不但重复同样的老套（ibid，875-93）。同理，对于男性翻译家来说，他们总是用黑墨水翻译，而女性翻译家用“白色乳汁”让文字随心所欲地自由流淌。女性翻译（欲望）充满着变动不居的复杂性和欢愉感。女性翻译（创作）及性特征是开放多元的，它厚德载物，上善若水，因而，充满了再现和表述的无限可能性。
五、 翻译——女性？他者？
在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男孩必须脱离母亲而认同父亲，才可以获准进入象征的领域。对于进入象征领域和形成自我认同来说，只脱离母亲是不够的。为了能意识到自己是单独的和独立的，自我必须把自己树立为非我的对立面（此非我即自我的他者）。通过压抑对他者的依赖性，男孩第一次将自身树立为自我，而这个他者——就是母亲、女人。拉康还认为，语言本身这个象征领域的关键现象，就必然是男性的（冯骏，2003：133）。
克里斯蒂娃、西克苏和依利格瑞都拒绝将男性主体看成是这样的构成，并认为男性语言对主题也不起决定作用。女性要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必须终止男性的统治。相反，女性探索使妇女能够成为打破这种主体对话并将自身肯定为自己的主体——女性主体的方式。
在翻译实践中，如果女性把自己翻译成语言，而不是从事翻译，那么她们只能成为他者，而不是确立自身的主体。妇女必须摆脱男性主观性语言才能找到成为自身的自我。但由于翻译家相对于原作者和女性相对于男性在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如女性翻译家罗特宾尼尔·哈伍德给自我的定义是：“因为我是女性所以我翻译”（i am translating because i am a woman）(simon，1996：1)。这是一种将女性和翻译等同起来的观点，既表述了女性处于弱者的地位，也显示了翻译的从属状况。在男性统治的社会中女性自然会失去话语权，如同翻译实践中译者不能超越原文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一样。然而，女性主义的后结构主义者试图打破这种将女性作为他者而排除文学翻译的权利话语之外的局面，给女性无声者以声音。
后殖民主义的荷米·巴巴（homi bhabha）在讨论翻译与文化的关系时对这一方面有过较深入的探讨。巴巴在讨论后殖民文化身份时引出了混杂性这一概念，并指出在第三空间的混杂文化中主体身份是不稳定的，翻译不仅仅是模仿原文，而且还置换原文。传统上所谓的主体/民族/文化/语言的界限都已消失，在后殖民的混杂空间中(space of hybridity)，翻译不再是一种转换机制和意义的中心，他者通过多级空间在不断地向中心渗透。在后殖民文化理论中，女性的身份难于归类，很可能总是处于一种“他者”状态：
在我的血液里，融合有多种语言的碎片：奥罗姆语，阿姆哈拉语，提格里尼亚语，英语，阿拉伯语，有多种手势语言的碎片，多种口味的碎片，多种宗教的碎片，多种香水味的碎片，多种服饰的碎片，多种宴会的碎片，多种声音的碎片，多种音乐的碎片，多种表情的碎片，多种面孔的碎片，多种地点的碎片，多种空间的碎片，多种沉默的碎片（莉迪亚·库尔提，2001：110）。
由于长期被主流文化主宰而处于从属的他者地位，或长期被族群疏离，后现代、后殖民的女性和译者没有认同感，又缺乏本原本质性，只留下一个支离破碎的碎片。后殖民背景下的混杂文化体现了权利话语在运作过程中被变形、转化乃至被替代。同时，他者的碰撞和杂交（女性、译本）蕴涵着张力和生机。而女性译者正处于这种交流和碰撞的中心。他者、女性、多义性、互文性、误读、播撒显示了翻译的相互指涉和他性。
冯·弗洛托和雪梨·西蒙在讨论性别翻译时都同时引用了近代西方历史文化及翻译实践中一个有名的个案（von flotow，1997：74—75；simon，1996：40—41）：马林奇（malinche）是马雅人的奴仆，后来成为科尔特兹(cortez)人的翻译和情人。作为16世纪殖民时期的双面人物，她既是女英雄，又是叛徒，又是译员，又是人质，同时还是一个“他者”。传说，她将阿兹特克(aztec)帝国出卖给西班牙人，为科尔特兹人做情妇出卖了自己的土著同胞；她所生下的后代是梅斯蒂索民族（mestizos）或称之为墨西哥混血儿。就是这样以为有着语言天分，沟通翻译才能和迷人性格的女性，把自己当作他者（语言中介）和出卖身体，充当了妓女或妻子的性角色，实施了对自己的语言、文化的背叛。笔者在这里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混杂性文本（翻译）是否是殖民地妇女被殖民者强奸生下的混血儿的一种模仿？殖民地的女性难道只有用身体翻译自己（背叛？）和阐释自己的性别和文化吗？但最近女性主义者对马林奇的角色作了重新阐释。她的经历代表了跨越他者的边界，暗合着女性文学中文化多样性所产生的张力的象征。
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在“翻译的政治”一文中强调了“女性译者的任务就是把语言当作理解性别机制的线索”（见simon，1996：142）。她认为译者必须向文本“投降”(surrender)，以争取跨越他者踪迹的权利，译者在翻译关系上必须向不可通约的他者投降。翻译同写作一样是处于一种“接触地带”。在这一地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身份、甚至身体在接触、交往。斯皮瓦克向文本“投降”的意思，在笔者看来，就是要想学习他者文化，必须先学习他者的语言，熟悉他者文本，尊重他者。作为后殖民主义的著名学者，斯皮瓦克既是一位美国学者，又是一位印裔女性，既是一位作家，又是一位翻译家，她一身兼有多种他者的身份。正是由于这种独特性使斯皮瓦克看到了译者定位（positionality）的复杂性和重要性。译者在建立主体性，在界定自我与他者的同时，应该询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哪里去？我属于哪里？我在什么位置上为谁翻译？作为一名有主体意识的译者还的追问：我是在发出自己的声音，还是他者的声音？抑或由于文化上的误读而成为“他者的他者”，“互为他者”？
对于斯皮瓦克来说，他者是一个不同于自我的他者，也是一个不同于物的他者，不同于许多他者的他者，是一种他者性、他异性(alterity)、独特性、外在性、超越性和无限性。作为女性看，女性是性别区分的他者。作为女性译者来看，她是跨语际实践中的边缘化的他者。然而，在多元文化决定的“眼睛”的注视下，女性译者正通过翻译活动打破“自我”和“他者”的本体论界限，由边缘身份、边缘文化逐步确立主体身份而进入主导文化。
六、结语
20世纪的最后30年被称之为女性主义时代，女性主义时代为翻译研究搭起了一个崭新的平台。毫无疑问，女性主义意识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已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这就是让本土的成为全球，让全球的成为本土，而翻译是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交流媒介。在全球女性主义与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对女性翻译理论及实践的总结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看待作者、文本、译者和读者，会给翻译研究带来全新的启迪。女性不是单一的自我，不是等待定义然后被这个定义僵化的本质。相反，女性是自由精神和创造精神的体现。笔者深信，在跨文化交际中，女性、差异性、他者性不仅将继续成为翻译研究的话语主题，而且还可能为我们建立译者主体性、女性译者主体性以及其他翻译模式提供无限的可能性。
注释：
① 我国当前文学创作深受女性主义“身体写作”的影响，书名之艳，令人咂舌，如《骚土》、《丰乳肥臀》、《大浴女》、《有了快感你就喊》、《拯救乳房》等，这种哗众取宠的炒作，实有违女性主义的初衷。
② 克里斯蒂娃在《中国妇女》(about chinese women)一文中曾认为，中国女性在毛（泽东）的画像下将自身从夫权的父权下解放出来，投身于生产、科学、阶级斗争中是一种jouisssance(快乐)的证明。sherry simon 在gender in translation中的第102—104页对此也有过讨论。
③ 乔治·斯坦纳在其著作《通天塔之后》谈到翻译的步骤时把它分为四个部分。其中第二个步骤是“占有性的进入”(appropriative penetration)，此术语明显含有性学意义。另参见lori chamberlain 的讨论，gender and the metaphorics of translation，载lawrence venuti主编的rethinking translation，第64页。
④ 乔治·斯坦纳在其著作《通天塔之后》第40页说：“射精（高喊）既是一个生理概念 ，又是一个语言学概念。阳痿与语言障碍，早泄与口吃，情不自禁的射精和梦中的词河（word-river）属于同一现象，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与我们人类的中枢神经有关联。精液、排泄物和单词都是交际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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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军平，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西比较哲学、翻译理论、比较诗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