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列女”一词，在现代人看来，是有重义轻生、有节操之“烈女”，然此“列女”，并非等同于彼“烈女”之意，仅排列、罗列而己。此“列女”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
一、中西方女性角色的变迁
在中国古老神话中，女娲造人的故事家喻户晓。而在西方《圣经》中，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然后知男女之羞。尽管东西方文化存在着差异性，无论人是由女人创造出来，还是由男人创造出来，无可置疑的是，单独的个体在大自然中是无法生存的，必须由两个人组成，即男人和女人。
这也便是周易中经常所说的，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人伦之始也。如此下去，社会才能之所以成为社会，才能繁衍进步。
人类早期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过着群居的生活，集体劳动，平均分配劳动产品。处于原始群生存条件下的男女，他们平等互助，无所谓之后出现的“男尊女卑”。这种平等是最原始的男女平等时代，是一种发自内心表现出的举动。
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原始人无法生产出先进的工具对付原始丛林里的猛兽，在性别分工的前提下，男子所从事的狩猎、捕兽活动显得力不从心，而采集植物果实，从事原始农业，制作食物的妇女，显然是原始人们获得食物的主要来源，也是保障人们能够生存下去的可靠的稳定的生活资料。因此妇女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中占据主要地位。女性地位至上的母系氏族社会悄然确立。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先进的生产工具被制造出来，男子出外打猎不再是一无所获或余量有限，而是满载而归，甚至是食用不完，便有了驯养和繁殖，畜群成为了较为丰富的食物来源了，而驯养和繁殖牲畜的工作自然是交给男子来负责，也因此男子成为了家畜和食物来源的所有者。
此时男子在生产中已经占据主要地位，女子渐渐退居次要地位。一场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正在酝酿中，这便是父系氏族的崛起，从此妇女开始受到歧视和奴役，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开始产生了，“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自这一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女性便开始逐步失去其所应有的地位，男子在家庭中掌握权柄，起决定作用，而女子则被贬低、奴役，变成了男子驱使的对象，成了生孩子的生育工具。一部人类历史便成了一部男性统治的历史，男权统治下的国家，建立起一系列都是男性政治、经济、文化及其道德等法律。
男性烙印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地提醒着人类，谁才是当权者，谁才是决策者。甚至在西方，“历史”的英文单词“history”，即“his story”的缩写，公然把“历史”变成了“男人的故事”。
二、中国女性文化地位的起伏变化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专门描述女性的著作便是西汉刘向的《列女传》，是一次真正意义上弥补了女性专门入史的缺陷，是以一位男性史官的立场为妇女历史地位的正名而进行的一次前无古人的尝试。
刘向《列女传》一书，从多方面介绍了中国古代社会妇女的生活状况。正是刘向《列女传》的出炉，一个划时代意义的新名词的诞生——列女，从此流传千年。
汉朝的开创者是出身于平民之家的刘邦，他的诸多开国元励也大多是平民布衣，所以汉初的门第观念并不严格。较为明显的便是，在婚姻观念上并不重视贵贱和贞节等。像高祖刘邦的薄姬，景帝的王皇后等，都并非贞节之女嫁入皇室，而是已婚妇人。在史籍中，这种情况屡有发生。这跟汉初的实际情况是分不开的。
一方面，汉初是封建礼教形成之初，一切规范、礼俗都正在形成之中。另一方面，刚刚结束秦末战乱的汉初统治者，急需巩固自己的政权，他们极其需要广大老百姓的支持，那就必须要改变原有秦的严厉统治方式，必须要与民休息。
所以总的来说，汉初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妇女的权利和人格还没有完全丧失，甚至可以说，妇女们正在努力与礼教相抗衡，突破礼教的束缚。典型的诸如，开国建邦的皇后吕雉，率先带头突破“男主外，女主内”的束缚，直接干预政治。
中国历史上，后宫干政、外戚专权，上演最激烈的莫过于西汉。刘向（约公元前年前年），字子政，本名更生。贵为西汉宗室，一生历经宣、元、成三期，这几个时期，特别是宣元时期，外戚专权非常之严重。刘向正是处于这种黑暗混乱的政治局面，多次上书劝谏，却遭派遣甚至打击。刘向一生在政治上始终不得志。而在学术上，博闻多识，多有建树。
在刘向看来，妇人问题尤其是妇德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社稷存亡的大事。所以刘向决心用手中的笔来进行抨击时政，写下了《列女传》一书。这在《汉书楚元王传》中刘向篇体现出来：“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釆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
范晔在《后汉书》中增设《列女传》的初衷和收录标准都与后来的《列女传》有着天壤之别。范晔在《后汉书列女传》序言中便说到：“余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己。”他的这种收录标准，和刘向所撰的《列女传》是非常一致的。
从《后汉书列女传》中所收录的女性形象也可以看出，有女诫始祖班昭，也有三嫁他人的蔡文姬，足以说明，范晔所重视的并不是女性的贞操，而是她们的品行和才能。此时的范晔，他敢于冲破封建三纲五常的伦理束缚，提倡女性自身精神的解放，作为一个封建史学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是，这种精神，却未能在之后的《列女传》中得到延续。
三、正史中社会对妇女的标准
第二本正史中增设《列女传》的是唐人修的《晋书》。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站在封建正统立场上，以维护封建礼制的卫道士自居，严厉批评了范晔《后汉书》中的《列女传》。
他认为范晔对所收录于传内的女性标准严重不规范，甚至认为范晔把那些诸如蔡玻这种不守妇道的三嫁之妇都写入了正史，这是对封建礼教的严重站污和挑战，所以他公然极力提倡只有那些守礼教、遵守“三纲五常”的女性才能入正史。
深受刘知几言论影响的《晋书》编撰者房玄龄等一批人，抛弃范晔《列女传》的收录标准，按照封建礼教的要求选录，并将《列女传》中增添“烈女”一则标准。虽一字之差，意义却面目全非，唐以后史学家们所编撰正史中的《列女传》，尽都以此为标尺。从此，女性成了礼教“三纲五常”之下的牺牲品。
正史《列女传》收录的列女形象或列女的事迹类型各不一样，根据其未婚和已婚情况，具体划分为“贞女”、“节妇”、“孝女”、“孝妇”、“烈女”、“烈妇”、“慈母”、“才女”、“忠义”以及“贤明”这十种类型，其收录类型呈现标准多样化的趋势，然其呈现多样化的最本质宗旨还是以节烈为依据的。
自刘向为劝谏天子，作《列女传》一书，便有了一个新名词的诞生——列女。与此“列女”相对应的便是“烈女”，虽一字之差，但其意义却天壤之别。从“列女”到“烈女”的转变，便是妇女作为一个社会另一半成员的巨大倒退。
四、约束女性的教育文化
聪明的统治者不会用暴力来制服人，而是从思想上进行彻底的洗脑，让被统治者从内心来臣服。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大都很重视发展教育，教育一方面除了选拔人才外，还可以从思想上进行渗透和控制人民。
封建社会的教材大都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之类的，还有一套特别的教材用于教化女性，除了“女四书”即《女诫》、《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还有《女孝经》等教材外，最重要的官方教材范本便是正史编修的《列女传》，用于女子的训教。
此目的也是正史编修《列女传》的重要动机，正如《元史列女传序》中所说，“故特著之，以示劝励之义云。”传中所收录的女性人物，都是活生生的、活灵活现的女性事迹，更能给广大女性以视觉上的直观冲击和思想上的震撼。
特别是在明朝明统治者大力宣扬这种守节举动，大肆表彰节妇烈女，并赋予法律保障实施，随处可见是贞节牌坊，这便是“岂非声教所被，廉耻之分明，故名节重而蹈义勇欤”的结果。
列女非正常死亡的方式及各自的原因有许多，其中最显眼，便是集中于明朝，而人数最多的也无非是为守护贞节而自杀或被杀害，也即殉夫和守节自杀的人数达到最高，分别为58人和88人。
这直观的数字表明，为守节而自杀或殉夫人数越多，意味着明代封建礼教逐步深入人心，越来越多人受其迫害，无怪乎封建礼教被称之为“吃人的礼教”。
封建遗毒包括女子“缠足”、“处女嗜好”、“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和“贞节观”等思想，依然延续至近现代社会。特别是缠足，一直被当作是优雅的风俗，延续到近代。自宋元以来缠足成为女性的结婚条件之一，不论地位高低，脚越小嫁得越好。
鸦片战争爆发之后，国门被强制打开，先进自由、民主与平等的西方思想开始传入国内，开始与传统的封建思想发生剧烈的撞击。缠足“迅速地从汉文化的标志变成了民族落后的标记”，妇女问题结合具体的国情，上升为民族改革的问题。
之后在中国大地上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反帝运动和辛亥革命，中西文化和新旧思潮两两发生冲撞，使原有的反封建意识和要求个性解放的意识日益沸腾起来。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对中国传统思想观念进行了一次大洗礼，特别是传统妇女观，诸如“男尊女卑”、“三从四德”、“无才便是德”等传统道德观，给予了一场疾风骤雨般的洗洛。
这些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那些守旧和维护传统秩序和规范的妇女则受到严格的审视，投身于中国救亡斗争的人们把妇女问题和当下迫在眉睫的政治文化问题联系在一起，将妇女问题纳入民族改革的范畴和主要目标，广大妇女便成为首要的解放对象，开始了女性历史的新进程。
女性地位的未来
当今女性的地位取得很大的发展，但是仍然任重而道远，女性应当树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观念，通过自身的努力提高女性地位，并以开拓进取、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实现女性的全面价值。
参考文献：
晔撰：《后汉书》，中华书局，1956年。
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