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拐卖妇女的一些恶性案例持续被曝光。阳光照不到的暗处之恶击破底线。作为与现代文明完全背离的买卖人口—主要是拐卖妇女儿童—的罪行，性质恶劣，社会影响极坏，对人们心理的负向冲击长期存在。
拐卖妇女儿童潜在受害者范围极广（为人父母者皆有此恐慌）。在一些关于拐卖案件的报道中，无论是正规媒体还是自媒体，出于种种原因考虑，有的是基于激起人们的警觉，有的是基于对作案者的痛恨，亦有反面的单纯为博眼球、博点击，对受害者所经历的痛苦过度渲染，击中了百姓的软肋，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社会治安的过度焦虑。简单说，在这些案件曝光之后，有时看到马路上敞开车门的汽车，便会产生不好的联想，尤其是女孩的家长，更是顾虑重重。
焦虑之下，需要回归常识。拐卖妇女儿童，性质非常恶劣，被拐卖的不幸者有什么特征？变化趋势如何？怎样舒缓这样的恶性案例造成的群体性焦虑乃至恐慌？需要进行更认真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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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卖人口犯罪是世界上第三大盈利性组织犯罪，仅次于毒品贩运和军火走私。据估计，每年全球被贩运人口的数量约60-400万人，且规模在逐年扩大，其中妇女、儿童占有很大的比重。从我国情况看，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始终是我国一个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据估计，我国每年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达数万名左右［3］。2014年，仅被公安机关成功解救的被拐卖妇女就达到３万余人。
拐卖妇女儿童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与经济发展程度、法治普及程度乃至乡村治理（典型的如《盲山》）密切相关。历史上看，贩卖人口的行为从奴隶社会就开始存在，从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杜绝。如今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是过去贩卖人口行为在当下社会的延续。新中国成立前，拐卖人口的行为较为猖獗，新中国成立后，严厉打击各类旧社会恶习和犯罪行为，买卖人口的现象广泛清除。但上世纪80年代初，伴随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口拐卖问题也再次出现。针对拐卖妇女儿童的现象，进行过一次“严打”，但成效并不明显。直至90年代拐卖妇女儿童的现象仍然增势不减，当下网络聚焦的案例，大概率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研究数据也显示了拐卖妇女这一行为的罪恶之处。
有研究显示，被拐卖妇女平均年龄为 24.4±10.1岁，主要集中在14岁至30岁区间段；在健康状况方面，四分之一(26.7%)受害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亦有研究该比例接近一半）；
如果被拐卖，仅有9.0%的受害人可以在被拐卖一天之内获救，最长的有的从被拐卖到获救需要14年半，大约五分之一(19.0%)的受害人则需要等待一年及以上才能获得解救。
从地域看，呈现明显的受害人从西南省份流出，被拐卖至华东、华中个别省份的情况，分城乡看，呈现从农村流向农村的情况。当前网络关注的案例，亦是走了这一路径。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罪恶的案例和受害人不为人知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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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针对儿童拐卖案例的研究显示，对14-17岁女童的拐卖行为在全部女童的年龄占比中位居第二位，此阶段被拐女童大多被卖为人妻或被卖入性交易场所从事色情服务。同时，拐卖妇女儿童还经常伴随性暴力、虐待、囚禁等更严重的犯罪行为。
为了遏制犯罪势头，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0年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连续进行了数次，取得一些效果。但此类犯罪的势头还是比较猖獗，个别地方甚至呈现蔓延之势，组织化、职业化特点日益显现。2009年4月，公安部部署开展第五次“打击人贩子，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专项行动，这次“打拐”专项行动打击力度空前，拐卖犯罪高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国务院从2008年起，先后制定了《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08-2012）》《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形成了应对拐卖人口的强大压力，拐卖人口的趋势得到彻底扭转。下面这张图也体现了这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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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对受害人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在公安部门的强力打击下，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但为何此类案件一旦出现，便形成舆论漩涡，经久不息？除了这一犯罪行为性质恶劣，击破文明底线，足以令人共情之外，也有一些心理学和传播学的原因。
心理学认为，对于群体来讲存在着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两种记忆形式，创伤性事件能够引发个体和集体记忆的不适状态。如一个人直接经历了或者亲眼目睹了，或者听说了与死亡、威胁、暴力有关的事件后，例如被抢劫、发生车祸、反复接触暴力案件的细节（对拐卖案件细节的描述即是此情况）等，都可能患上一种叫做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心理疾病，这会令个人情不自禁地想起创伤事件，好像类似事件重复出现一样，情绪上非常痛苦。
儿童和女性被拐卖的遭遇，对个体来说是毁灭性的负面生活事件，无论是经历或者听说，其悲惨的遭遇容易形成个体的创伤性记忆。这种记忆在个体间的传播、交融，形成了对拐卖犯罪这一行为的集体性的创伤记忆。集体性的创伤记忆在特定事件下被引发，便形成了舆论和情绪的漩涡，不仅令个人痛苦，也令社会痛苦。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对事件“微缩特写式”的报道方式能够令人共情，更容易使人融入故事之中。针对人口拐卖的案件报道，即使是主流媒体，也存在消息来源不全面，报道过于煽情、缺少法律普及，对拐卖问题的归因过于单一、缺乏深度等情况，换言之就是更多采取了“微缩特写式”的报道，这种针对受害人经历的较多渲染，引发了个人和集体的创伤性记忆，进而更容易形成对公众情绪的负面影响。
从这两个角度讲，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例既是社会的防拐手册，更是人们的创伤记忆表达，社会和个体通过这样一种集体记忆的方式，维护着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基本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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