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对于中国来说，这是极其不平常的一年，这一年共产国际的先驱领袖列宁去世了，这一年大清末代皇帝溥仪正式移出了故宫，这一年，在南方的广州，一所致力于培养振兴中国的军官学校成立，名为“黄埔军校”。
对于战火纷飞的近代史而言，黄埔军校几乎是个绕不开的话题，从这里走出来的学生，几乎涵盖了后来国共两党内无数杰出的军事政治人才，陈赓、蒋先云、林彪、胡宗南、徐向前......
既然是新式学校，自然不会受陈旧的思想束缚，在黄埔中，不仅有优秀的男同志，也有出色的女同志，胡均、王一曼等人，也同样出身于此。
这所军校共办学二十三期，不过最为精锐的只有前六期，而在黄埔六期的毕业生中，有一位当时被誉为“最美女兵”的同学——曾宪植。
她不仅有着出色的外貌、背景深厚的家族，同时也是坚定的革命战士，一生为中国妇女事业奔走，给两位正国级领导当过秘书，丈夫更是鼎鼎大名的开国元勋。
1910年，曾宪植出生在湖南长沙，她的家世可谓深远，在湖南，说是第一大族也不为过，因为这个曾家的曾，正是晚清著名军事家、湘军领袖曾国藩的曾。
曾宪植在家族还不是旁支，而是正宗，乃是曾国藩四弟、同为湘军著名将领之一的曾国荃的第五代孙。
出身于这样的名门之中，曾宪植从小受到的教育就十分严谨、完备，他们家的家风并不偏向守旧、古板的传统格局，反而鼓励后辈接受新式教育，所以人才辈出，许多子孙都成为了颇有建树的教育家、作家、科学家。
她的父亲曾昭和也是高级文化分子，做过法官，哥哥是中央大学学士，还拥有英国伦敦大学的硕士学位，姐姐是湖南大学、燕京大学双硕士，在那个年代，简直厉害得不可思议。
在这种浓厚的氛围下，曾宪植六岁便开始读书，十三岁便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学校里，她表现得特立独行，不仅学习成绩优异，比起其他女同学，她完全敢于大胆接受新事物，在那个女人几乎还是很少读书的年代，她已经成为了师范大学篮球队的一员。
而当时女子师范的校长正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延安五老”之一、中国著名革命家、教育家徐特立，一代伟人毛泽东也曾是他的学生。
跟着徐特立的脚步，让小小年纪的曾宪植便接触到了许多独立、先进的思想，在心中也埋下了一颗为国为民、追求革命的种子。
祖辈光辉的熏陶以及读书成长环境的影响，让曾宪植成为了一个年轻但果敢的进步女青年。
到1927年的时候，全国革命形势危及，南北各路军阀的气焰依旧无比嚣张，国民革命军必须要着手培养自己的军事力量。
于是，由国父孙中山先生亲自组织建立的陆军军官学校在广州落成，也就是后来的“黄埔军校”。
这是当时有志于革命的优秀青年们的圣地，对于曾宪植也不例外，她从女子师范毕业后不久，她毅然决然离开了自己的封建家庭，千里迢迢赶往武汉参加选拔考试，果不其然顺利通过后入学。
当时的黄埔已经办学了五期，培养出了许多顶尖的军事人才，而曾宪植作为第六批入学的学员，看着那些早已投身革命战场建功立业的前辈们，
心中自然无不羡慕，当然她也很幸运，因为黄埔六期是最后一期的精锐，但又是首次开始招收女学员。
这里是革命将领的摇篮，所以平时的训练不可谓不艰苦，但是曾宪植虽然出身大家，却不是只会素手绣花的小女人，她胸怀大义，敢于和男人一争高下，可偏偏她外貌十分姣好，这种强烈的对比让她很快便在校内扬名，成了女兵的典型人物。
这个被大家公认为“黄埔最美女兵”的学员，自然受到了许多男同学的追求，其中不乏能力出众、长相出众、家境出众的人，可是曾宪植却始终没有动摇，她根本不看重这些，而是欣赏真正能为革命作出奉献的人。
这个人很快出现了，他是黄埔军校中的一位男教师，也曾执教过曾宪植，他在那时并不显得格外出众，但他的信仰是坚定的，轻易便俘获了曾宪植的芳心，两人很快便确立了恋爱关系。
不得不承认，曾宪植的眼光是极准的，因为她选择的男友正是后来的十大元帅之一、著名的革命家、军事家叶剑英。
但外部的形势在不久后急转直下，北伐尚未成功，蒋介石等人却已经在后方开始闹起了反革命政变，中共顿时陷入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这种情况下，曾宪植连黄埔的书也不读了，直接加入了叶剑英的教导团直奔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
可惜在白色恐怖的席卷下，人少枪寡的工农部队几经血战，最终没能成功打下广州城，随着局势恶化，曾宪植也只能跟着部队撤退，随后去往香港避难。
1928年，曾宪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党员，而后，便和身为同志的叶剑英走入了婚姻的殿堂，此时的她尚未年满十八，却已经是上过战场的老兵了。
此时国内“剿共”的风头正紧，上级领导便安排这对夫妇前往苏联学习深造，不过后来同行的人数超标了，曾宪植毫不犹豫地把这个宝贵的机会让了出去，自己接受安排去到了海南组织地下工作，不久后便被捕入狱了。
经组织的同志营救出狱后，曾宪植被迫逃亡日本留学，但当时日本恰好在清查共产党，很快她又再次被捕入狱，日子简直万分坎坷。
但没想到的是，在日本，她的老祖宗曾国藩先生备受欢迎，有很多人狂热地追捧，甚至把他称作“半圣”，日本政府了解到曾宪植的出身后大吃一惊，很快就把她安然释放了。
就这样，曾宪植在日本一直呆到了1931年，这一年，她和远在苏联的丈夫同时回到国内，然后准备一起奔赴中央苏区。
本来这对新婚夫妻就已经被相隔了许久，但这一次又要被迫分离，原来在临行之前，考虑到国民党反动派在一路上设下了重重关卡。
而曾宪植的长相实在太过漂亮，就算是化妆掩盖也很容易带来麻烦，最终两人只能洒泪挥别，叶剑英去往苏区，而曾宪植来到香港。
或许谁也没想到，这一次分别，一晃就是六年，在大陆的土地上，国共争端尚未平息，外敌入侵又汹汹袭来，曾宪植明白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同志们都在浴血拼搏，所以她便也安安静静在香港努力地做着宣传工作。
直到1936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后，两党组成统一战线，叶剑英才得以穿越国统区来看望妻子，但他此时却已经另娶了一位女子，她叫危拱之，曾经还是曾宪植在黄埔六期的同学。
在那个烽火岁月，这种事情并不罕见，一对长期分隔的夫妻，甚至不知再见会是何时，甚至还能不能再见，曾宪植十分悲伤，但她仍然还要革命。
不久后，曾宪植终于得到了前往延安的机会，她在中央的党校内不断学习，随后便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中，在前线战火连天的时候，于后方努力组织分配各项统战工作，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自己的杰出贡献。
前方的战事如火如荼地进行，正是靠着后方强有力的支持，曾宪植虽然无法上阵作战，但她在后勤、文秘、妇女组织等工作上都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1946年的时候，正值两党刚刚结束历史性的会晤——重庆谈判之际。
她还被委派为邓颖超同志的秘书，同时以中共南方局妇女组组长的身份跟随中央代表团前往重庆妥善解决后续的问题。
到了1949年，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新中国冉冉升起，在新的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开国大典即将举行，那些为这番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伟人们挨个登上城楼。
走在最前方的自然是毛主席，而第三位便是国母宋庆龄女士，此时的宋女士年事渐高，腿脚已然有些不便，此时已经被调任作为她贴身秘书的曾宪植，便细心搀扶着她缓步向前，面对城楼下山呼海啸的群众。
新中国是非常包容女性干部的，但从战争年代一路走来的女战士可不多，尤其是高级干部，建国时，只有两位女性受到了正国级的待遇。
一位是中国妇女运动先驱、全国妇联主席、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女士，另一位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著名的革命家、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妻子宋庆龄女士。
而这两位杰出女性除了共同投身革命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她们都曾有一个秘书叫做曾宪植。
曾宪植追随着那个年代最优秀的同性，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中一直为中国广大妇女的权益奔走，这几乎让人忘了她的高贵出身，忘记了她是一个靠着家族就可以一辈子富贵的女人。
而在北京，她住在椿树胡同的妇联机关大院里，屋子只有一间，既小且昏暗，里面的陈设简单，也可以说是家徒四壁，她和那些哥哥姐姐们不同，她没有选择一条光明、富丽的大道，而是选择了一条荆棘丛生的小路。
或许从当年投身黄埔开始，那个大家闺秀曾宪植就已经不在了，留下的是无畏的革命斗士曾宪植。
或许比起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曾宪植这三个字大家知之甚少，但她所得到的评价却是极高的，中共参加革命的女性有不少，许多元帅、大将的夫人也都出身名门，但她们无一能像曾宪植那么耀眼。
她出身于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家族之一，拥有着很高的学识和惊艳的容貌，她少年便投身革命，一路颠沛流离，感情之路也十分坎坷，后来又在文革中饱经风霜，但她却从未退缩，自始至终朝着自己选定的方向前进。
对于身边的人，她从来没有任何架子，面对同志们的问题，总是全力帮助他们解决，对于那些找自己麻烦的人也能一笑置之。
1989年，曾宪植病逝于北京，享年七十九岁，全党上下包括主席江泽民在内，李鹏、杨尚昆等一众人纷纷前来参与葬礼，为这名艰苦卓绝的老同志献上自己的敬仰，她一生的品行端正，革命信念从未动摇，几乎没有任何污点，真正彰显了名门之后的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