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离心脏5毫米的地方，一枚2×1厘米的弹片在那里已经呆了整整70年。
“敌人疯狂的报复，飞机、大炮，地毯式轰炸，树根被翻了上来。我正在修理坦克离合器，一阵排炮，弹片打入我左边胸膛。我像要断气一样疼地不敢喘气。卫生员大声地喊，小颜，你的肺被打坏了，伤口直往外冒血泡，血流不出来，积在肺里面，会憋死的。你再痛，拼着命也要把血吐出来。”颜怀俭回忆。
相比牺牲了的战友，他用“幸存者”自称。战争已经远去，但是关于战争的一切一直陪伴着他：因为那枚弹片，深呼吸时会痛，阴天下雨也痛，“时间久了，也适应了”。他全力以赴地把工作做好，以实际行动去怀念牺牲的战友。打仗的时候，来不及怕，只想一心消灭敌人，消灭敌人才能保护自己，之后他再碰到任何困难，也没有怕过。
他有一本相册，里面有当年坦克班的合照，有牺牲的战友的相片，“他们如果活着，跟我们一样，多幸福。”
再次入伍
颜怀俭今年91岁，他头发全白了，包括眉毛，也很稀疏，眼睛下面有三个明显的老人斑。他总是笑盈盈的，眼角的褶皱一直延伸到太阳穴。他身后的花瓶中插着四朵紫色的花，坐在花前，他开始回忆过往。
他是江苏省徐州市所属的新沂窑湾镇人。他小时候，没有学上，跟着父母种地。日本侵略者曾经占领他的家乡，日本兵在城门站岗，中国老百姓进出要鞠躬90度。有一次，一个老农到城里卖菜，年纪大，向日本兵鞠躬90度，弯不下腰。结果被日本兵打骂，他们扇老农的耳光，用枪托打老农，把他打倒了，后来年轻人把老农扶起来送回家，“他的菜也没卖成，还挨了一顿打。”
1948年，颜怀俭16岁，淮海战役在他的家乡打响。“一人参军全家光荣”， 父亲把他介绍到新沂县（现新沂市），他跟着堂哥报名参军。
但他太小了，个子不高，没有让他上战场，他担任警卫战士，负责管理重要的战略物资。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颜怀俭又跟着部队一起来到上海接管国民党的中央印钞厂。
到上海后，他成为了一名工人，每个月工资48块钱，他会寄20块钱回家。晚上他去夜校读书，拿到了初中毕业证书。他在上海谋得这份好差事，父母为他感到自豪，他的家庭条件也得到了改善。
但很快，这一份宁静被打破了。1950年初，朝鲜战争爆发，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在美军攻占平壤的同一天——1950年10月19日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兵分三路开赴朝鲜前线。
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支持志愿军赴朝参战的热潮，到处可以听到《咱们工人有力量》《歌唱祖国》《志愿军战歌》的歌声。
颜怀俭所在的上钞厂成立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委员会”，鼓励年轻人报名参军。当时厂里有100多人报名，最后有64名工人赴朝，颜怀俭是赴朝人员里最小的一名。“我不能再让帝国主义入侵我们的国家，不能让我们的人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我就抱着这种心情报名参军。”
1951年1月，颜怀俭被编入华东装甲兵教导团，经历3个月的预科学习，然后转到徐州营房第二坦克编练基地进行军事学习，学习坦克驾驶、维修、射击、通讯等技能，坦克的操纵杆重 25 公斤，颜怀俭拉不动，就举哑铃，增强体质，“我想尽快学好坦克驾驶，上前线。”
1952年8月，颜怀俭毕业，于同年10月抵达朝鲜战场。
入朝前，在安东市(现丹东市)，我国距朝鲜最近的城市，颜怀俭看到整个城市都处于紧张的气氛之中。“呜——”警报不断，几十架敌机前来轰炸鸭绿江大桥。下午五点，颜怀俭乘汽车前往抗美援朝前线，所有人都情不自禁唱起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鸭绿江对岸是朝鲜新义州，一个中等城市，“有工业，有港湾，而且有交通枢纽”。但是他们过江以后，发现这里已经没有一间好房子了，机关、学校、港口、码头都被打得一塌糊涂，老百姓都跑到山区去了，到处都是被敌人炮火烧毁的破碎景象。
看到这个情景，颜怀俭在心里想，“一定要打倒美帝国主义。不能让朝鲜这种情况在我们国家发生。”
弹片打入了左边胸膛
1953年6月发生的事情，91岁的颜怀俭记得格外清晰。
那年6月9日，天蒙蒙亮，下着毛毛细雨，颜怀俭和战友们作了出发前的准备：加油、储弹、砍树枝伪装坦克。
1953年6月，志愿军在上甘岭地区发起了反击战斗。
颜怀俭和战友的任务是用85毫米口径坦克炮，摧毁敌人的明碉暗堡、战壕和铁丝网，为步兵冲锋扫清障碍。上级要求：“为了给朝鲜停战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一定要打好这次反击战。”
出发前，他们面对祖国的方向，举手宣誓“为了支援朝鲜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了保家卫国，不怕牺牲，英勇战斗，重伤不哭，轻伤不下火线。” 他穿上家里寄来的衬衫、内衣、袜子等，“我们去参战，思想上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如果牺牲了，这些就作为随葬品。”
凌晨五点多出发，坦克的轰鸣声在山谷里回响。雨天，敌机不能出动，中午转晴，美军的4架战斗机在上空盘旋，为了保险，上级命令他们隐蔽在树林里，等到天黑了再行动。
晚上行军时，敌人的冷枪经常盲目向他们射击，冷炮不时地在附近爆炸。运送弹药、给养的汽车穿梭般往来，步兵战友一身轻装，排两行纵队沿着公路两旁跑步前进。
绕过月峰山就到了五圣山的上甘岭右侧山洼里。6月11日，他们到了预备阵地。阵地上的坦克掩体像个窑洞，事先由工兵挖好，坦克开进后再砍些树枝铺上进行伪装。
距离颜怀俭心脏5毫米的地方，一枚2×1厘米的弹片在那里已经呆了整整70年。新京报记者吕文君 摄
坦克内温度高达40℃-50℃，颜怀俭和其他四位战士挤在一起又闷又热，饿了吃压缩饼干，带的水喝光了只能喝坦克冷却水解渴。
晚上10点，颜怀俭的耳机里传来了指挥部的命令“出击”。他立即发动车子向射击阵地开去。敌人的飞机投下几十颗照明弹，照得山谷如白昼般通明，敌人反击的炮弹也倾盆大雨般落在我方阵地上，一时地动山摇，分不清是大炮声、机枪声还是飞机声。
颜怀俭驾驶的坦克上面的天线被打断了，颜怀俭跳出坦克，装上预备天线，他听到坦克车身被纷飞的石块打得噼里啪啦直响，远处的山谷里到处是炮弹爆炸的火光。
坦克继续往阵地开，突然几发炮弹在坦克左边猛烈爆炸，坦克跳了起来，左面的离合器坏了，坦克不受控制地往左转。颜怀俭利用右面离合器和主离合器校正方向，逼近射击阵地，85毫米口径坦克炮对敌人进行了猛烈炮击，摧毁了敌人的碉堡和滚动式铁丝网，潜伏在敌方阵地前的步兵战士冲向敌人的山头阵地，机枪冲锋枪子弹像火龙一样封锁了要道。
颜怀俭看到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战士继续往前冲，经过通宵战斗，我方拿下了敌人阵地。
第二天，敌人疯狂地报复，飞机、大炮，地毯式轰炸，树根被翻了上来。此时，颜怀俭正在修理坦克离合器，一阵排炮打来，爆炸的弹片打入了颜怀俭的左边胸膛。他喘不过气来，“像要断气一样疼得不敢喘气。”他听到卫生员大声地喊：“小颜，你的肺被打坏了，伤口直往外冒血泡，血流不出来，积在肺里面，会憋死的。你再痛、拼着命也要把血吐出来。”
“我咬紧牙，忍住痛，一口气把血块吐了出来。”卫生员赶紧给他包扎伤口。
颜怀俭被送到军部野战医院。他的第七根肋骨被打断，弹片嵌到左肺内，医生说，“弹片在左肺里，有毒。”需要进行消毒处理。当时医疗条件不好，手术前不能进行常规注射类的全身麻醉，只能靠吃麻醉药代替。手术后，他被送回了国内疗养。因为弹片的位置靠近心脏，这枚2×1厘米的弹片无法取出，留在了颜怀俭的体内。
怀念战友
1954年，颜怀俭带着二等甲级伤残军人证书，回到了上海印钞厂。他见到父母，印钞厂的老同事，有了一种安全感——美国的飞机不会再在上空盘旋，没有炮弹，没有封锁线，没有牺牲。他脱下了军装，换上了工装，没日没夜地想要搞好生产。
他回来了，但是有的人永远留在了朝鲜。
翁泽元，比颜怀俭大一岁，和他一起去参加抗美援朝的战友，上海印钞厂的工友，到部队以后是文艺委员，非常活跃，经常用自编自演的节目来鼓励大家进行军事训练、学习。
1952年的一个早上，美国侦察机发现了我方坦克部队的位置，六架飞机在上空盘旋、扫射。晚上，通报来了，一连的翁泽元牺牲了。
颜怀俭至今还保留着牺牲的战友翁泽元的照片。新京报记者吕文君 摄
上世纪七十年代，翁泽元的母亲迁到了上海，颜怀俭带着点心、水果去看她。她还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牺牲了，自言自语地讲，“泽元，你还不回来呀。”
颜怀俭曾经写过一首诗：“在回国的救护列车上，我们都是重伤员，有的眼睛被打瞎，有的腿、手臂被打断，有的燃烧弹烧得全身衣服也穿不上……”
他突然停止了背诵，开始回忆在回国的列车上看到的伤员，“太热了，伤口里面生蛆了，痛得又叫爹，又叫妈；痛得掉在地上，在地上抓出很深的坑；他说，我实在受不了，你们给我一枪吧。”
讲到这里，颜怀俭的表情突然凝重，身体颤抖，眉间的纹路加深了很多，脸上的沟壑像是深深刻在那里，他的眼睛盯着前方，似乎有泪水，眼神中好像有仇恨，也许战友的样子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了。
医护人员给那位伤员用了最好的止痛针，但他还是痛。最后，这个战友被活活痛死了。“神经被打断了，眼睛被打瞎了，生蛆了…….”颜怀俭又讲了一遍，“这是我看到的最悲惨的一幕。”
他也想过牺牲。负伤后，两个工兵把他送到救护队。他被抬在担架上，面孔朝天，看到敌人的飞机，盘旋、扫射轰炸，交通沟里积水很深，工兵深一脚，浅一脚，抬得吃力，他痛得要命，当时颜怀俭想，“我如果牺牲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可是我的母亲要伤心一辈子了。”
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现在，颜怀俭和夫人住在上海普陀区的一个老小区。有年代的家具整整齐齐地摆放着，老式的吊顶风扇慢悠悠地转动。“年纪大了，什么东西都慢。”颜怀俭的夫人说。
6月16日，他早早起了床。早饭是牛奶、鸡蛋、包子，之后，颜怀俭到楼下的健身广场锻炼，走一圈150步，他转了十圈，然后面向树木做深呼吸。那枚弹片还留在他的体内，深呼吸就痛，他就有意训练深呼吸，88次。
战争已经远去，但是伤痛一直陪伴着他。他患有萎缩性胃炎，他想那应该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几天几夜不吃饭留下的。
锻炼完，他回房间用电脑浏览新闻，和排球、篮球、乒乓球有关的体育新闻，他都喜欢看。然后等普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来接他，这天上午，他受邀参加一场讲座。他早早准备好洗干净的志愿军军装，上面别着四枚军功章，左上面的那枚写着“最可爱的人”。
“细菌战”“打通地下通道”“轰炸”……他查阅了很多资料，介绍战争的情况，一直到最后才提到自己的故事。离开朝鲜之后，他向工人、向学生、向军人、向媒体，一遍遍地讲述他在抗美援朝中的经历。
他有一本相册，里面有当年坦克班的合照，有牺牲的战友翁泽元的肖像，有他受伤回国前战友写给他的祝福，“祝您一路平安，回到我们可爱的国家，早日恢复健康，为我们的伟大理想而努力。”也有他的伤残证明。他还保存着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赠送的手绢，“我想这是关于抗美援朝的珍贵物品，今后子孙后代也可以传承这些，传承抗美援朝的精神。我现在和青年同志做交流，我也会带上我的相册，想给他们看一看我们当年的情况。”
“您经历了那么多，但是您包括您那一代人是很乐观的，反观当下，很多人都很悲观，您是怎么做到的？”一位听众提问。
“我们参加抗美援朝，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一定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但这个胜利一定会有牺牲，所以我们也抱着一种牺牲的精神。打仗的时候，来不及怕，只想一心消灭敌人，消灭敌人才能保护自己，当时我没有怕。之后我再碰到困难，也没有怕过。而且现在生活得更好了，全面脱贫了，我们的国家会建设得更好，更加富强，大家要对未来有信心。”
他的一生都在理想信念的感召下工作、生活。1958 年，他被评为上海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他学习孔繁森，捐款在西藏建设希望小学；组织老干部捐款，建立帮困基金，资助贫困学生求学。
他觉得自己是战争的幸存者，“想到为国为民捐躯的烈士，心里就难过。我们应该全力以赴地把工作做好，以实际行动去怀念他们。”
他在一篇回忆文章的最后引用了电影《英雄儿女》的插曲《英雄赞歌》：“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部分资料参考：《永恒的忆念——抗美援朝六十周年回忆录》
《我参加了上甘岭地区反击作战，左背部第七肋骨被打断，弹片至今留在肺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