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我国社会变迁中出现了很多基本的、深刻的变革，社会大众对这些重大变革及其引发的社会议题的评价倾向性或态度，对于认识社会发展、指导社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社会态度是社会变迁的现实结果和社会表征，具有“社会晴雨表”的作用，分析民众对于重大社会议题的态度及其变化，对理解和把握社会变迁趋势、了解社会矛盾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社会态度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也具有潜在影响，民众对重大社会议题的态度不仅会影响多种心理进程，而且与其社会实践行为也具有紧密的联系。
本文聚焦于21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具有重大影响的“热点”“焦点”问题的总体态度倾向性，重点探究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趋势；第二，影响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的机制。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05年、2015年数据，从个人-社会-规范三个层面出发，探究了我国居民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趋势及其形成机制。
第一，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趋势。近年来，我国居民在个人生活层面上的总体态度倾向性日趋积极，具体表现为生活幸福感和社会地位自我评价明显提升；在社会层面上表现出看似相反、实则内在相关的总体包容倾向，一方面，对收入不均合理性的接纳程度明显提高，另一方面对机会不平等的感知则有所增强；在规范层面上的总体态度倾向性上趋向自由。
第二，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趋势的形成机制。我们研究发现：首先，近年来不同社会群体在总体态度倾向性指标上的组间差距发生了明显的变迁，这意味着我国的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并非文化论所假定的同时性、全面性变迁，而更加符合结构论的假设，我国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是矛盾的、不平等的。
其次，出生世代、受教育年限、户籍类型和职业地位是推动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的主要结构性因素，而涓滴效应是影响各项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的主要机制。
这意味着，尽管城市化、教育扩张、产业结构升级等社会进程明显改变了我国社会的人口结构，使得大量人口的社会结构位置或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但这一过程并未主导我国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
相反，不同群体之间经济社会环境差距的变动，或者说社会结构因素影响程度的变化，即优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总体态度倾向性差异的变动，才是推动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的主要机制。特别是当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处于涓滴效应前半程时，主导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的不是“富者愈多”，而是“富者愈富”。
具体而言，生活幸福感、个人自由观念和政府作用的变迁已经进入总体态度倾向性涓滴化变迁的后半程，老年人口、农村人口和职业地位较低者等群体的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已经赶上了相对占优势群体的步伐，在总体态度倾向性良性变迁的同时缩小了群体间的总体态度倾向性差异。
尽管如此，自我地位评价、收入不均合理性、机会公平感和性与性别观念的变迁仍然处于总体态度倾向性涓滴化变迁的前半程，总体水平上自我地位评价的提升，对收入不均合理性的接纳程度提高，性与性别观念的开放化等趋势是由城市人口和年轻人口所主导的，这意味着不能对总体态度倾向性的良性变迁持有过于乐观的态度，推动农村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是塑造良好总体态度倾向性的主要抓手，而机会公平感的下降是由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所主导的，这意味着关注高等教育群体的态度和需求是减缓机会公平感下降的良好途径。
此外，上述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过程中群体间的总体态度倾向性差异也有所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总体态度倾向性两极化的风险。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