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起源于女性为追求平等的斗争，这先天带有社会主义印记。在工业化时期的欧洲和美国，关键在于妇女作为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大量参与了社会劳动，但没有得到足够平等的权利。1909年2月28日，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开始庆祝第一个“国家劳动妇女节”，而1910年，哥本哈根举办的、由第二国际举办了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妇女大会上，妇女代表决定推动妇女获得普选权，并参照五一国际劳动节将推动国际劳动妇女节机制化。不过此后很长时间内，国际劳动妇女节并没有具体固定的日期，而是多数集中于二月底到三月上旬的时间里。
1917年3月8日，俄国纺织女工发动了游行，要求停止一战，这次游行成为了俄国二月革命的导火索。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俄正式将3月8日定为国际劳动妇女节，成为一个国家节日。到了60年代，普遍被社会主义国家纪念的国际劳动妇女节才与欧美60年代的平权运动结合起来，最终被全世界所广泛接受。3月8日真正成为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妇女节日。
妇女节的由来在于妇女用劳动争取自己自由平等权利，不是通过购买或者依附于男人得来的，这是三八节最重要的意义。显而易见的是，这一来源也意味着妇女权利本身就与左翼的平权主义有密切的关联。平等，是左翼思想共同的追求。
妇女节一直都是新中国的国家节日之一，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什么“女神节”和“女王节”？为什么会出现对“妇女”一词的贬低？这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以及市场与平等之间的内在张力不自觉作用的产物。
冷战后，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单极时刻之下成为了话语霸权，社会主义运动则陷入低潮，新自由主义之下，个体主义占据了道德高点，而自由市场似乎成为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唯一方案。欧美的女权主义也在发展，但他们要么拘泥于大学里的逻辑思辨，要么就是与民主制度一道将自己庸俗化为符号以吸引更多选民的关注。欧美的民主制推动了后工业时代下社会的碎片化，女性主义运动演变为了肤浅的游行和口号，削弱了其背后的更有洞察力的经济逻辑。
中国的快速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庞大的三产部门，越来越多的人从事非生产性的工作，在经济上的差异出现了扩大，而这些人在受教育程度上的优势也逐步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他们也有将自己的诉求进行正当化论证的需求。与新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相互叠加，中国的很多话语也受到了冲击而背离了其初衷。比如“妇女”一词的外延就从一般化的成年女性，变为了带有粗糙、从事体力劳动、贫困的中老年女性，而需要描述一个新的、体面的、富裕精致的女性群体，就需要有别的词。“女神”和“女王”的概念都有“拥有高于一般人的地位”这样的假设，这种等级假设必然是个体主义而非集体主义的。对“妇女”一词的污名化本身就是一种错误，是一部分所谓“非生产阶级”塑造自己相对于体力劳动者的“优越地位”而出现的。
中国高度深入的自由市场（是的，至少之前很多领域其实中国市场管制反而比欧美国家更少）在深化中，市场主体逐渐本能地去推动一种个体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庸俗结合，这可以持续扩大消费市场规模，乃至塑造消费狂热。用物质欲望去进行阶层的自我认同，这是人类的庸俗常态，但自由市场之下的庸俗可以带来很直观的经济利益。
当然，还有一部分打着“女权主义”幌子，制造中国社会性别对立的组织，事实上扮演着帝国主义干预工具的角色。女权主义有价值，但是如果这么用，那是与中国人民为敌了。
个体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合谋，让自由市场下追求个体自由的价值偏好与消费主义相结合形成特殊话语，类似“女神”、“女王”概念泛滥的本质，是用消费主义的庸俗化符号——体面、精致、富裕——来证明一种女性个体的成功。这很肤浅，但也很有用，因为市场在用收益规训着每一个人。
但是这与女性的普遍解放相关吗？并没有。即便不看那些低收入群体的女性，一些高收入群体的女性本身被消费主义所浸润，甚至其中很多人主动地选择被物化。很直接的例子，是年龄焦虑和整容的增加，只有商品才会因为岁月和外在而贬值，真正的人则会随着岁月而增加阅历和智慧，然而很多女性仿佛完全放弃了后者。“女神节”和“女王节”的流行背后包含了女性无数的焦虑，是这个选择的代价。
市场是有价值的，个体主义思想也是有价值的，但在一个话语霸权出现时，我们至少应该有说不的反思能力而不是直接作为其奴仆。劳动妇女怎么了，用劳动获得权利丢人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