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四川的昭化县政府抓获了一名潜藏的“军统女特务”，要对她执行死刑。谁知就在死刑执行之前，当时的四川副省长竟然专门写信到昭化县，要他们免除对她的死刑。那么，一个副省长为什么要为这个“军统女特务”说话呢？这名女子又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
1914年，王化琴出生于四川昭化的一个大地主家庭。她们家是当地有名的大家族，祖父曾中过清朝的举人，父亲王连山则是四川军阀刘文典的军需官。当时各地军阀混战，军阀们的独立性很强，军需官毫无疑问是个肥差。王连山在四川各地有许多产业，在重庆和上海还有钱庄，用家资巨万来形容也并不为过。
王化琴出生于这样一个富裕的家庭，自然从小就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但王化琴并没有成为那种娇滴滴的“公主”，也没有成为那种自视甚高的千金大小姐。而是从小忧国忧民，对于中国的现状深感忧虑，她刻苦学习，希望能找到一条救国之道，将中国从深重的灾难中拯救出来。
王化琴在上学时遇到了一个非常合得来的同学，两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和玩耍，堪称青梅竹马。这个同学叫康乃尔，父亲是南充当地的富商，跟王连山是结拜兄弟。因此两家之间往来频繁，也乐于见到王化琴和康乃尔之间的紧密关系。当时已经有不少人觉得，王康两家的关系这么紧密，王化琴和康乃尔的关系也这么好，他们将来很可能就是夫妻了。
王化琴本来也是这么想的，可惜时代的变迁让她最终错过了这个机会。王化琴后来考入了上海的一所高中。当时康乃尔也在上海，王连山还专门给他写信让他多照顾一下女儿。王化琴在上海同样刻苦学习，最终考入了暨南大学，康乃尔此时也进入了暨南大学学习。两个志趣相投，感情深厚的年轻人有了更多的在一起的机会，看起来两人的结合已经是水到渠成，但就在此时，一桩意外发生了。
1935年，日本在侵占了东北之后还不满足，又把魔爪伸向了华北，不断向华北进行渗透，并对国民政府施压。而国民政府则不断妥协退让，最终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何梅协定》，承认了日本在华北的一系列特权。消息传出，各地群情激愤，康乃尔更是组织了一场大规模游行，痛斥国民政府的软弱。
而国民政府也早已盯上了康乃尔这个“刺头”，这次便直接以康乃尔违反禁令为借口，向暨南大学施压，迫使他们开除了康乃尔。康乃尔只得回到四川读书，就此与王化琴分别。王化琴对康乃尔的离去十分不舍，但康乃尔却依然斗志高昂，表示自己绝不会退缩。
此后，王化琴也逐渐受到了我党思想的影响。同时她也继续在刻苦学习，掌握了英法日俄四门外语。由于成绩出色，王化琴被暨南大学公派到了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后来又转入了东京帝国大学。
虽然王化琴坚决反对侵略，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恨之入骨。但她明白，日本这个敌人身上同样有许多可学的东西，学习他们，才能更好地打败他们。为什么作为一个小国的日本最终崛起为列强，而体量大得多的中国却依然处于深重的苦难之中？王化琴决心通过学习找到这一切的答案。
可惜风云变幻的时局让她最终没能如愿，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当局开始驱逐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王化琴也不得不回国。王化琴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四川，在成都当了一个公民训练班的班主任，当时康乃尔也正在成都的一所学校代课，两人便在这种机缘巧合下重逢了。但王化琴不知道的是，康乃尔其实还有一个秘密身份。此时他已经加入了我党，并且成为了宣传战线的成员。
王化琴此时也在大力呼吁救亡图存，她组织学生们发起抗日募捐，并不断写文章痛斥日本的侵略行径。同时她还利用家族的影响力，筹钱救助了许多战争难民。王化琴和康乃尔经常一同工作，在康乃尔的影响下思想逐步向我党靠近，并有了到此时的革命中心延安看看的念头。
于是在1937年8月，在康乃尔的组织下，王化琴等进步青年秘密转移到了延安。这一过程并不顺利，此时虽然已经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了，但国民党当局对我党并不信任，依然是百般提防，将我党视为对手。因此对于王化琴等人大规模投奔我党的行为，国民党当局自然是想尽办法加以制止，通过种种方式阻挡他们到延安的道路。王化琴等人一路翻山越岭，避开国民党军的重重关卡，在绕了一大圈后终于成功抵达了延安。
在延安，王化琴看到了一个新世界，也看到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她感觉这里的土地虽然贫瘠，但似乎人人都充满着朝气，对未来有着充足的信心。王化琴也被这种情绪所感染，进入抗大分校学习，还和一个叫陈云洁的党员结为姐妹。
王化琴在抗大的第一课就是挖一个窑洞，这也正是她们即将居住的地方。作为从小养尊处优的富家女，王化琴对此却毫无怨言，每天都辛勤劳作，终于成功挖出了一个窑洞，此后她就和同学们在这里长期生活和学习。
如果按照这个进程发展下去的话，王化琴很有可能会加入我党，跟军统也不会有什么关系，可惜命运再次跟王化琴开了个玩笑。王化琴等人在抗大学习了半年之后，阎锡山派人来到抗大，希望我党能调出一批人员去抗战前线进行宣传，鼓舞将士们的士气。为了促进国共合作，我党同意了阎锡山的请求，并从抗大选了一批人前往前线，而王化琴和陈云洁就在名单之中。虽然她们并不舍得抗大，但最终还是服从了组织安排，在众人的欢送下踏上征程。
王化琴和陈云洁被分配到了孙连仲所在的部队，参与了徐州会战。王化琴利用自己学到的知识，跟士兵们拉家常，并用各种故事来鼓舞他们的斗志，士兵们都很佩服王化琴，尊敬地叫她“王教官”。王化琴在部队里也有了家一般的感觉，并见证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但是，台儿庄战役没能扭转整个徐州会战的形势。日军展开了疯狂反扑，王化琴和陈云洁所在的部队也遭到了重创，被打散了，二人也跟大部队失去了联系。她们不得不从徐州徒步返回延安，要知道当时的路途可并不太平，除了可能遭遇日军之外，沿途还可能遇到各种溃兵和土匪，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二人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硬生生走到了西安，但到了西安之后却再次陷入了困境。
因为当时我党在西安没有公开的联络机构，国民党当局也对延安地区进行了封锁，王化琴和陈云洁没有人接应，无法返回延安，只得在西安住了下来，慢慢寻找返回延安的机会。但等待的过程中也需要花钱，因此二人只得加入了国民党组织的“战时工作训练团”，这个训练机构能给她们提供一定的薪水。
王化琴和陈云洁都是女大学生出身，资历自然十分耀眼，她们的成绩也十分出色，引起了上级的注意。于是有一天，一个国民党军官找到她们，说可以把她们介绍到“干部训练班”里面去，那里级别更高，待遇也更优厚，并且来去自由，如果不适应的话可以再回来。
陈云洁坚持要留在西安等待和党组织联络的机会，坚决拒绝了。但王化琴却由于在政治上的幼稚，一时相信了国民党军官的话，觉得毕竟是国共合作抗日，在哪个阵营都一样，最后跟着国民党军官到了重庆。
谁知那个国民党军官其实是在骗她，所谓的“干部训练班”，其实就是军统培训班，为军统提供新人的。而所谓的来去自由也完全是胡扯，王化琴一到重庆就被控制了起来，根本就没有再返回的机会，她也只得接受了军统的训练，成为了一名军统特工。
在重庆安顿下来后，王化琴也尝试过寻找康乃尔，但康乃尔身份特殊，王化琴找了很久也没能找到，只能放弃了。王化琴此后在军统长期从事破译工作，还成为了破译班的班长，破译了日军在湖南北部调动的情报，为长沙会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当局在抵抗日军方面越来越消极，在对付我党上反而越来越积极。王化琴经常听到同事们议论对“赤化分子”的抓捕，她忧心忡忡，但在表面上表现出对抓捕十分积极的样子，以此来争取营救我党人士的机会。终于，在1940年的一天，王化琴找到了机会。
当时成都发生了一场抢米事件，国民党当局认定这是我党指使的，为此进行了一场大搜捕。行动前，王化琴惊讶地发现康乃尔也在抓捕名单上，但事出紧急，她已经没有别的办法通知康乃尔了，只能装作生了急病的样子，上级只得派人护送她前往医院。说是护送，实际上就是监视，但这难不倒王化琴，她以上厕所为借口摆脱了同事，随后紧急赶到了康乃尔所在的茶楼。
国名党军统形象
康乃尔正在以打牌为掩护，等待与人接头，见到王化琴来了也十分震惊。王化琴却十分平静，强忍着久别重逢的激动，示意康乃尔站起来，自己则坐在了康乃尔的位置上：“你先回去吧，我来接着打。”康乃尔当了多年的地下党，自然明白王化琴的意思。他立即和伙伴离开了茶楼，几分钟后军统特工冲进了茶楼，却一无所获。
康乃尔等人逃出生天，但王化琴就惨了，毫无疑问，她的嫌疑最大。此后王化琴遭到了严厉审讯，但她强撑着拒绝交代。最后还是当年推荐王化琴加入军统的军官出面力保，加上王化琴家里疏通关系，王化琴最终才没有被严惩，但还是被判处了半年的禁闭。此后王化琴在军统内部逐渐被边缘化，也没有参与军统后期的主要行动。1947年，王化琴辞去职务，来到泸州中学任教，并和一名叫陆长明的教师相恋，回到家乡，结婚生子。
但在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王化琴曾经军统特工的身份还是被人揭发了出来。当时西南地区的治安环境依然十分严峻，王化琴又是大地主家庭出身，因此很快就被逮捕，并判处了死刑。
谁知就在死刑执行前，昭化县里收到了从成都来的一封信，竟然是副省长亲自写来的。信里提及王化琴虽然加入过军统，但却没有做什么坏事，并且思想进步，还营救过我党人士，希望能从轻量刑。最终昭化县对王化琴进行了改判，由死刑改为三年劳改。
为什么一个副省长会亲自为王化琴求情呢？因为这个副省长正是康乃尔。王化琴11年前营救康乃尔等人的举动，既保住了自己的良心，也在此关键时刻保住了自己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