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4月的一天，重庆戴公馆。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烦躁到了极点，他刚刚被蒋介石给骂了一顿。蒋介石骂他的原因有二：一是他派到延安去的三人特工小组还没有进入陕甘宁边区就被共产党给抓住；一是在他自认为铜墙铁壁的军统内部居然发现了共产党的谍报人员，而且还不是一个，整整7个。除了一位从延安派来的只有19岁的美女特工张露萍以外，其他6人都是原军统局的成员。
耻辱啊，耻辱，这让心狠手辣的戴笠愤怒到了极点。他正在等着他的手下去抓捕张露萍的消息。
突然，电话铃大响，戴笠立刻拿起话筒，里面传来一个男人兴奋但故作镇静的声音：“戴局长，张露萍抓到了！”
戴笠马上像打了兴奋剂一样，命令对方：“给我押到审讯室！”
戴笠从桌子边走出来，从衣服架上取下外套，匆匆穿上，快步出门，去往审讯室。
张露萍是谁？竟然让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出马。
张露萍，原名余家英，1921年农历5月28日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县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余泽安，是一个私塾先生。她有两个姐姐，大姐余家彦，俊俏喜人，不到20岁就被四川暂编师师长余安民强娶为妾，受尽大老婆的虐待和欺凌，二姐十几岁就因病去世。
余泽安是读书人，知道读书对一个人的重要性，所以尽管家里经济拮据，仍然让小女儿余家英读书。
1937年，16岁的余家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成都蜀华高中。在这里，她认识了同学车崇英的父亲车耀先。凡是看过《红岩》这部书，或是电视剧抑或电影《红岩》的读者，都对车耀先这个名字不陌生，当时的车耀先是中共川西特委军事委员。
在车耀先的影响下，余家英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中。11月下旬，在成都“抗敌后援会”和车耀先的帮助下，余家英和彭为工等十几名青年学生，秘密离开成都奔向延安。她在陕北公学和“抗大”学习，由于她学习刻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延安，她改名“黎琳”
黎琳
1938年10月26日，黎琳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时时处处以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抗大”毕业后，黎琳参加了中央组织部举办的干部训练班，之后分配在延安文联从事秘书工作。在这期间，她和马列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的陈宝琦（即李清，后来任国家交通部部长）自由恋爱，结为夫妻。
黎琳年轻活泼，爱说爱笑爱唱歌，她经常带领大家拉歌，而她最拿手的就是《拿起刀枪干一场》，慢慢地，她就有了一个绰号叫“干一场”，这个绰号连周恩来、叶剑英都知道。
黎琳聪明颖慧，学习能力强，所以，她曾经被派到中央军事委员会通讯学校，学习过无线电技术。
1939年深秋，结合当前形势以及黎琳所具备的个人素质，组织上决定调她到重庆去工作。这样，黎琳告别了自己亲爱的丈夫李清，实际上，此时的黎琳已经怀有身孕，为了不影响工作，她毅然决然地打掉了孩子。为了工作的需要，她改名为“张露萍”。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要派一个只有18岁的女子去重庆的“敌占区”工作呢？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在戴笠掌管的军统局有两位军官，一个叫张蔚林，一个叫冯传庆，这两位军官出身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是心甘情愿加入军统组织的，而且非常看不惯戴笠的飞扬跋扈和他的人生信条和做派。
戴笠的飞扬跋扈在国民党内人人皆知，他的党羽遍布国民党的党政军各个部门，谁敢对蒋介石说个“不”字，军统特务立刻上报，轻者被免职，重者被杀头，比明朝的东厂都恐怖。
戴笠掌管下的军统人数最多时已经达到5万多人，他和他的手下都是“无冕之王”，到处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老百姓吓唬孩子就说：“快睡觉，戴笠来了！”
戴笠的人生信条就是“唯蒋介石的马首是瞻”
戴笠完全是蒋介石搞独裁统治的鹰犬和看门狗。戴笠最初掌管特务处时，在外公开提出“秉承领袖旨意；体念领袖苦心；做领袖的耳目；做领袖的手足”这样的口号，以此作为其组织的宗旨和对部下的要求。后来更是演变为“长官没有听到、看到、想到的事，我们要为长官听到、看到、想到”的口号。
戴笠的做派不是我们想像到的，提个枪，歪戴着帽子，横眉立目，看谁不顺眼，上去就是一脚，横着就是一枪。
戴笠可以说是相貌堂堂，很少出席一些公开场合，甚至连照片也很少照。他的做派是在暗地里，无论你是谁，只要是蒋介石看着不顺眼，他立刻寻找你的证据，上报上去，瞅准机会，置你于死地。比如，1943年，蒋介石看不上他的“担挑”孔祥熙了，戴笠就搜集孔祥熙亲信、专代孔夫人宋霭龄搞生意的林世良的贪污罪证，报蒋介石枪毙。
当然，相反也如此，只要是蒋介石喜欢的，他都会竭力去巴结。比如傅作义受蒋介石赏识时，傅作义在重庆，戴笠就经常到傅的住处去看望他，大谈合作事宜。他接受傅作义的亲信秦丰川当军统经济研究室主任，又介绍高荣、史泓给傅作义使用，表示彼此合作。
张蔚林出生于一个江南士绅家庭，家庭条件优渥，读书较多。为了抗日救国，就考入了杭州无线电训练班，结果不小心误入了军统组织，就像《伪装者》里的明台一样。
在杭州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被军统安排到皖南敌后潜伏，他目睹了国民党军比日本鬼子还凶残，到处屠杀无辜，害得人民妻离子散。而共产党的做法正好相反，处处替人民群众着想，这就激发了这个热血青年决定投奔共产党的想法。后来，张蔚林被调到重庆，在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监察科工作。
冯传庆毕业于上海南洋无线电技术学校，曾先后在交通部所属威海电台、天津电台工作过。由于他专业技术优秀，擅长从纷乱的无线电讯号中排除干扰识别密码，因此被军统局看中，调到重庆任军统电讯总台的报务主任。
冯传庆也对国民党军统组织不满，原因和张蔚林大体差不多。他们两个由于工作关系认识了，随便一聊，居然十分聊得来。
有一天，张蔚林试探性地对冯传庆说，想去投奔共产党，冯传庆立刻响应。两人结伴偷偷地跑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进行联络。
接待他们的是中共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叶剑英（后来的开国元帅），叶剑英和这两位年轻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谈话，最后，叶剑英和周恩来商量，决定让他们俩继续回军统局工作，作为秘密党员潜伏在敌人内部（他们是不是电视连续剧《潜伏》里余则成的原型呀！）
为了保证张蔚林和冯传庆的安全，叶剑英不让他们来曾家岩。可是，如果有了情报如何传递呢？
叶剑英把这件事情上报延安，延安通过详细研究，认为派去传递情报的人必须具备这么几个条件：
（1）必须掌握无线电技术；
（2）必须胆大心细；
（3）最好是女性，因为女性好隐蔽，不会惹人眼，如果长得甜美可人更好！
根据这些条件，延安决定让18岁的黎琳担当这份工作。
1939年10月，黎琳化名为“张露萍”，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来到重庆。当时叶剑英给她规定了三项任务：
一是领导张蔚林、冯传庆工作；
二是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
三是相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扩大组织。
张蔚林和张露萍在重庆牛角沱租了两间平房，张蔚林的妹妹来了，哥哥自然要照顾年幼的妹妹，所以，张蔚林就从宿舍里搬了出来。在以往的电视剧里，比如《悬崖》、《潜伏》都是假扮“夫妻”，因为“夫妻”这个关系让编剧会有更大的“编”的空间，以博取观众的眼球。
为了张蔚林、冯传庆和张露萍的安全，组织规定，张露萍不能去曾家岩50号周公馆去，而是要通过四德里的一个古老小巷里的联络站和南方局保持联系。这样安排的目的是又加了一层保险。
一个18岁的天真烂漫的小女孩，是两个名义上是“军统特务”的大男人的领导，即使是大胆的编剧也不敢这样编，可 事实的确如此。
冯传庆在国民党电讯总台的地位仅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员，而且，他还可以掌握军统的核心机密。张蔚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则负责监听重庆地区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这哥俩可以互相配合，相得益彰。
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遗爱祠在鹅岭，如果把重庆古城称作一只鹅头，那鹅岭就是这只鹅的颈项，所以也有人说，鹅岭是重庆城的风水和龙脉所在。
戴笠很迷信，他选这个地方作为军统电讯总台，是为了掐住重庆这只“鹅”的项颈，为自己和军统的做大做强提供一种冥冥之中的动力和基础。
自从张蔚林的漂亮可爱的小妹妹张露萍来了之后，这里就成了和张蔚林关系不错的一些军统特务的聚集地。利用这个便利条件，张露萍发展了赵力耕、杨光、陈国柱、王席珍加入组织，组建了军统内部中共地下党“七人小组”支部，张露萍任支部书记。
由于张蔚林和冯传庆特殊便利的职务条件，他们多次获得了军统重庆电讯总台的密码、波长、呼号、图表和军统在全国各地秘密电台的分布情况，他们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重要情报发往延安。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半年多。俗话说得好：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况且，戴笠被美国总统罗斯福称为“东方的希姆莱”，被人称为“暗杀王”、“间谍王”、“蒋介石的佩剑”等等，那不是白给的。
终于，有一件事情的发生，让戴笠意识到他的军统内部出了了问题。
有一次，戴笠通过电台与驻兵陕北围困共产党的胡宗南联系，要胡宗南帮忙把一个军统特务三人小组送入陕甘宁边区。
说起戴笠和胡宗南，两人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戴笠年轻时贫困潦倒的时候。那时的戴笠穷得只有一身衣服，衣服脏了，就找个僻静的水边把衣服洗了，晾在树枝上或石头上，然后自己光着身子到水里洗澡，边洗澡边等着衣服干。
有一次，他在杭州灵隐寺湖畔睡了一觉起来，见四周无人，就把衣服脱下来洗干净，晾在一块大石头上，为了不让风把衣服吹走，就在衣服上压了两块小石头，自己躲在水中隐蔽处边洗澡边等着衣服干。
忽然一群小学生跑了过来，他们拿起戴笠压在衣服上的石头就要往水里扔。戴笠大喊：“快把石头放下！”
小学生们没有理他，继续玩，戴笠在水里光着身子也不敢出来，正在着急的时候，一个年轻的老师喊：“小江、小贺，快把石头放到原来的地方，过来集合！”
两个孩子乖乖地照做了，戴笠对这个老师充满感激。当天傍晚，戴笠来到学校附近，正好碰到了这个老师。老师告诉他，自己叫胡宗南，别号琴斋。两个人一见如故，就这样，戴笠和胡宗南成了生死之交，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1946年戴笠摔死。
好，书归正传！
戴笠想让胡宗南帮他把三人小组送往陕甘宁的事情，只有他和胡宗南知道，属于绝密级别。没有想到的是，这“三人小组”刚刚跨入边区地界，就被中共全部抓获，同时还缴获了当时最先进的美制电台，这让蒋介石和美国人都很栽面，为此，戴笠十分恼火。
他认认真真地梳理了一遍整个过程，直觉告诉他：有内鬼！
的确，作为老牌的“间谍王”，戴笠这点专业直觉还是有的，而且是对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次“三人小组”被及时抓获，是张露萍小组的杰作。冯传庆凭借过硬本领，对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加密电报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解密试验，通过一夜的努力，终于破译。张蔚林立刻认真抄写好电文，交给了张露萍，张露萍立刻送往南方局。
戴笠有了这个思路，决定对内部人员进行监督。还没有等戴笠严密布置，又有一件事情发生，这让戴笠坚信：一定有内鬼！
1940年4月，军统特务发现了中共一个地下联络站，地点是重庆天官府街14号。戴笠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就没有立刻逮捕这些人，只是在周围布置眼线，想抓捕更多更大的共产党人。
这个情报又让张露萍小组侦知，由于时间紧迫，张露萍亲自出马，直接到天官府街送出一张纸条：“危险，请迅速转移”。由于张露萍长得娇小玲珑，像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所以敌人对她就没有任何怀疑，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做得天衣无缝。
戴笠的“放长线钓大鱼”，最后是只有“长线”，没有了“大鱼”，甭说“大鱼”，连“小鱼”都跑了，这让戴笠更加坚信内部真的有了“鬼”！
戴笠找来军统局督查室主任刘培初，两人开始密商，要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普审，尤其是电讯、机要处室，决定不论是何人，发现反常或可疑，一律先拘后审。
对于这样的“普审”，考验的是一个人的心理素质和临战经验。对于张蔚林这样的年轻人来说，业务能力过硬，但是临战经验不足。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叫“做贼心虚”，这可是我们的祖先几千年经验的总结呀！
一天，张蔚林收发报机上的一只真空管被烧坏，本来是一件工作上的小事，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倒霉的是，监察科科长肖茂如平时和张蔚林关系不好，正好肖茂如又负责全面审查工作，他就来了个公报私仇，借此大做文章，说张蔚林是有意破坏，就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
张蔚林也是“做贼心虚”，以为是自己“七人小组”的事情败露，竟然从禁闭室逃跑了。他可不如“余则成”的心理素质好，明知被敌人发现，也可以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
张蔚林这一跑，可坏事了，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戴笠立刻通知手下，搜查张蔚林的住处。结果搜出一个记有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及“七人小组”的名单。
再说张蔚林，他跑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躲避，当他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叶剑英时，叶剑英分析后说：“这只是一次工作失误，立刻回去检讨此事，最多受个处分。”
张蔚林觉得叶剑英分析得很有道理，就决定回去找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求情。
结果，戴笠的行动很快，待张蔚林回来准备承认错误时，直接被捕。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得信后，翻墙逃出电台大院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信。你是不是看到了“余则成”的影子：他的上级老板被军统逮捕回来，正好被余则成看到。《潜伏》之所以好看，就是来源于真实的事件。
叶剑英见情况紧急，立即让冯传庆化装成商人，安排他深夜过江去延安。可惜的是，戴笠又快了一步，在冯传庆过江后，就被埋伏在这里的特务给抓住了。
再说张露萍。几天前，张露萍在大街上巧遇自己的大姐余家彦，得知母亲中风瘫痪在床，就请假回家探望母亲，刚好不在重庆。
什么叫“巧”呀？就是“不早不晚”，就是“芝麻掉在针眼里”。
戴笠立刻以张蔚林的名义给在成都的张露萍拍发电报：“兄病重望妹速返渝”，“渝”是重庆的简称。
实际上，在冯传庆找到叶剑英的时候，叶剑英一方面安排冯传庆去延安，同时，给张露萍发了电报，让她就地隐蔽。结果是比戴笠晚了一步，张露萍收到“张蔚林”的电报就出发了。
我们的人员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张露萍被捕，而毫无办法。
紧接着，杨光、陈国柱、王席珍、赵力耕全部被捕。
在看守所里，一个看守在不了解张蔚林案件有多重要的情况下，为了“友谊”，重要的是为了“50块大洋”，被戴笠枪决。
看守所的看守叫毛烈，是戴笠的小老乡、军统局局本部第二处处长的妻弟，毛烈和张蔚林认识，当张露萍给他50块大洋让他送张纸条的时候，毛烈看在和张蔚林认识以及50块大洋的“面子上”，偷偷地把一张纸条送到重庆中二路中共南方局的一个秘密机关。纸条上写的是：“表姐，姑妈病重，希望你前去照顾她。萍妹”
当戴笠派人去秘密机关搜查时，已经是人去屋空，戴笠气得暴跳如雷，立刻下令枪决毛烈，可怜的毛烈就这样“驾鹤西去”了。
接着是审讯张露萍。在戴笠的印象中，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丫头，应该很好对付。他怀疑张露萍是中共南方局派来的，故意把张露萍释放，然后派特务跟踪，想来个“人赃俱获”，也给共产党“破坏”统一战线找点口实。
别看张露萍年纪小，但是实践经验并不少，而且，她有坚定的信仰、坚强的意志和无与伦比的勇敢。
张露萍从曾家岩50号门前通过，从容不迫，碰到自己的同志假装不认识，使敌人一无所获。当敌人再次把她逮捕后，戴笠决定使用暴力让这个小丫头屈服。结果，戴笠对张露萍用尽各种酷刑，张露萍只有一句话：“我叫徐慧琳，川军师长余安民是我的姐夫！”
其他的6人也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不屈，始终没有说出任何秘密。
这件事让蒋介石惊吓不已，他痛斥戴笠无能。戴笠在行刑逼供无果的情况下，决定判处7人死刑。
最终张露萍等7人是在1945年7月14日被枪决的，怎么又让他们7人多活了5年呢？
后来的资料揭秘，是蒋介石在骂完戴笠无能之后，又多加了一句：“对于这7个中共特工，即使无法获得中共的任何证据，也必须长期监禁他们，并可以随时处决。”
有了蒋介石的“圣旨”，戴笠命令手下，在1941年3月，把“7人小组”的全部成员由重庆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
蒋介石没有立即枪杀这7个人，一个主要原因是，他还想通过监狱里恶劣的环境，来消磨他们的意志，没准儿哪天熬不住了，投降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蒋介石们真的想错了，这7个人，一直恪守党的秘密，没有一个软骨头，都是铁骨铮铮的英雄好汉。
1945年6月下旬，戴笠由重庆给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发来密电：“张露萍七人秘密处决，报局备案。”
7月14日，天刚亮，“义监”女看守张家启打开牢房，轻声喊道：“253号，快收拾行李，穿上最好的衣服，今天要送你去重庆开释。”
革命烈士张露萍
张露萍一听就知道，她最后的日子到了。人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一个24岁的女共产党员真的做到了“从容就义”。
张露萍开始认真仔细地梳头，梳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梳成自己喜欢的发型。又穿上了自己心仪的浅咖啡色薄呢连衣裙，戴上了红宝石戒指，拿出口红涂上。待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之后，她站起身，对狱友们说：“你们不要难过，我知道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现在心里很坦然！”
张露萍和她的战友们走向了仓库的台阶，她走在最前面。罪恶的枪声响了，其他6人中弹倒地，张露萍只是腿上中了一弹。她回过头，怒目而视，对特务们说：“笨蛋！朝我的胸部开枪吧！”
敌人向她开了7枪，她浑身是血，用尽全力高喊：“打到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整个枪杀7位革命烈士的过程被一个采药老人看到，我们才得知烈士最后的执著与坚强。
致敬英雄！你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们会高举你们的旗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