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清华大学一间画室内，一个女学生当着陈丹青面，痛哭流涕。
学生问：“陈老师，请问学绘画，一定要会英语吗？”
陈丹青摇摇头，说：“齐白石会英语吗？不会，吴冠中也不会英语，可是他们都是最好的艺术家。”
这名女生的绘画成绩第一，可是因为英语不及格，她，连续两次惨遭清华淘汰。
陈丹青惜才，多次与校方争论，手写上书，可是学院以制度为由，并未采纳，最后，这名女生只好跑到英国去年念美术系。
这样的事，在陈丹青任教清华的两年里，发生过不止一次。
陈丹青倍感惋惜，也很失望，他不顾校领导和同事的极力挽留，毅然提出辞呈。
他借此讽刺当今的教育制度，直言：“就是梵高来了也不行，他连准考证也拿不到。”
此事掀起了教育圈对中国现行教育制度讨论的高潮，陈丹青也陷入舆论的漩涡，从“画家”变成了“公知”。
有人说他干净，有魏晋风骨；
有人说他傲慢，鄙夷一切，匪气十足。
但是，只有陈丹青自己知道，他与这个时代的格格不入。
陈丹青出生时，是上海的1953年，弄堂里张爱玲的阴郁和愁苦还未散去，陈丹青的家庭巨变也开始了。
因为爷爷陈砥中是黄埔军校学员，父亲陈兆炽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家中书籍、画册全部收缴，连陈丹青手里的小人书都未能幸免。
那时，他才4岁。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因为无书可读，陈丹青就拿着廉价的水彩，到处涂涂抹抹。
中学美术老师看他很有天赋，接到画画的活时，就总喜欢拉着他帮忙。每次干完活剩下的颜料，都归陈丹青所有。
这也成了陈丹青最快乐的时光，白天帮老师画人物像，晚上就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世界中，临摹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的作品。
然而因为时代的原因，那个年头的读书人并没有受到任何优待。
16岁那年，他的上海市户口被注销，不得不到偏僻的赣南农村插队。
典雅的上海弄堂换成了破旧农民房，陈丹青和另外两个男生挤在一张嘎吱作响的床上，几斤重的老鼠也来凑热闹，满床打滚。
物质匮乏，精神贫瘠，极度无聊时，陈丹青就找来废旧的烟盒，在上面画小人儿，三年的时间，画了几千幅小像。
20岁那年，陈丹青又辗转到了苏北农村插队，成为村办工厂的一名工人
每天的任务，就是在骨灰盒上画些虫鱼鸟兽。一年的时间，画了上千个。
年轻的小伙子天天抱着骨灰盒琢磨，想想都觉得瘆人，压抑。
夜深人静的时候，陈丹青也曾幻想着能有一间像样的画室，可以随心所欲，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只可惜，6年的插队光阴倏忽而逝，陈丹青的梦想也没能实现。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千百次的锤炼，让陈丹青的笔法愈发娟秀、线条风雅。
他成了当时小有名气的“画家”，期间，还被当做特殊人才借调到西藏搞创作。
1978年，“文革”的阴影逐渐褪去，高考制度恢复，一批批知青返城。
陈丹青好不容易争取到南京商业局的名额，面试、体检都通过了，却被人顶替了。
回去的路上，风雨交加，陈丹青的心情就如飘零的树叶，苍凉、失望。
他病了整整一个月，从此之后，一门心思扑在绘画上。
不久以后，陈丹青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入了中央美院油画系研究生班，他也是唯一一个外语0分却被破格录取的学生。
至今陈丹青的那份英语试卷上，还赫然留着他写下的答案：“我是知青，没上过学，不懂外语。”
但是，他还是被录取了。
人家让他填写学历，他初中没毕业就下乡去了，于是只填了小学毕业，美院的老师觉得面子上挂不住，劝他改一改。
陈丹青拒绝：我不会说假话，我25岁了，从没有作过假。老师们面面相觑。
1980年，对西藏倍感怀念的陈丹青再次进藏。
雪山草地、苍鹰骏马，藏民的朴实、藏区的荒凉美好，都给陈丹青留下了极深的震撼和触动。
回到北京，他闭门不出一个月，创作了别开生面的《西藏组画》。
袒胸露乳的西藏姑娘，彪悍的藏区汉子，野性十足的藏区风情，陈丹青真实的笔触，留给人无限的遐思和向往。
《西藏组画》，火了！陈丹青也一举成名，成为新生代画家的代表人物，风靡国内。
2007年，西藏组画之一的《牧羊人》拍卖价格，高达3200万。这也是当时的陈丹青绝对没想到的。
更让陈丹青没有想到的是，在2021年，这幅画拍出了1.61亿元的价格。
美院盛情邀请他留校任教，可在80年代的人们眼中，大洋彼岸的美国才是人间最好的地方。
1982，意气风发的陈丹青从中央美术学院辞职，去往纽约创作油画与生活。
他穿着牛仔裤、留着长头发，自以为前卫无比，可是在踏上异域土地的那一刻，陈丹青才明白，自己啥也不是。
“到了美国谁认识你啊，人是自由了，但关键是，接下来，你拿自由做什么？”
这一年，他29岁。
现实再次给了他当头一棒，为了生活，陈丹青拿着小画在街头卖，偶尔也给美国的家庭孩子补习功课。最穷的时候，因为拿不出十几美元的理发钱，干脆就给自己推了个板寸。
经济拮据，所幸，精神丰腴。
他住的地方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很近，不画画的时候，他总会窝在博物馆里，如饥似渴地汲取养分。
陈丹青说：“在这之前我初中都没读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就是我的大学，30多年了，我至今尚未从中毕业。”
1983年6月，陈丹青办了自己的画展，成为首位在美国举办个人画展的中国当代画家。
他在创作上的造诣渐深，最为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影响自己一生的精神导师木心。
这两个流浪异国的艺术家，如久旱逢甘雨，相见恨晚。
很多个夜晚，陈丹青留在木心的住处，两个人彻夜长谈，分别时，天已大亮。
1988年底，陈丹青和一批大陆学生一起拜木心为师。
从此，木心在台上侃侃而谈，陈丹青在台下默默记录。听课五年，陈丹青做了大概40余万字的笔记，并整理成了后来的《文学回忆录》。
师徒二人结伴同游，罗马、巴黎、彼得堡……世界各大美术馆，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木心对陈丹青的影响不仅仅是艺术的滋养，更是人生的导师。
有一次，师徒两人外出吃饭，邻座是两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陈丹青随口问了一句：“你们是意大利人吧。”
对方回应是，陈丹青为自己的判断感到颇为得意。
可木心却说：“你不过是想向人炫耀自己去过意大利，人往往会这样，但是要克制这下意识的虚荣心。”
陈丹青的脸，立即涨得通红。从这件事后，陈丹青便意识到：修养是一件件很具体的小事，一句话熬不住，就失了教养。
见过了更多的人，行过更多的路，陈丹青的内心更加辽阔，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也重新审视故乡的热土。
“美国是一个巨大的参照物。这里经历的每件事都会让我想到中国，更加看清自己。”
2000年，陈丹青接受清华大学的邀请，以特聘教授的身份回国。清华给了他极高的待遇，允许他招收博士研究生，还特地以他的名字给教研室命名。
可是，回国之后的一切，并不顺利。
他首次招收博士生，可是5名入围清华美院博士生，因外语不及格而全部落榜。这让陈丹青非常无奈。
因为外语的限制，他还创下了3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的先例。
陈丹青说：“单凭英语分数，就把一个相当有艺术天分的孩子粗暴地拒之门外，这样的考试是毫无意义的，是不折不扣的荒谬和侮辱。”
想当初，他自己就是因为外语零分、专业高分被美院录取。
如今，到底是教育的进步还是教育制度的僵化和落后？
陈丹青倍感迷惘，终于在2004年10月15日，陈丹青向清华大学递交了辞职报告，愤然离职，他不想再委曲求全了。
同事们轮番过来对其进行劝阻，可是陈丹青去意已决，后来在访谈中，他自嘲道：“他们当然不愿意我走，少了个心直口快的傻 逼。”
他的辞职很快掀起一场有关教育制度的讨论高潮。
他本来只想说真话，可是在媒体的“消费”下，陈丹青从画家的形象，一跃成为尖锐犀利的“公知”，各种尖锐的言论传开了。
他批判中国美术教育的刻板：“不光是艺术教学，整个都是荒谬的，包括我的批评也是荒谬的，一点用也没有，什么都不能改变。”
出席某古城改造活动，主办方请陈丹青去撑撑场面，本想让他说说漂亮话。结果陈丹青“病”又犯了，颇具讽刺地说：
“我们正在毁灭这座古城，不是因为战争、革命，而是因为建设。贵集团已经做了很多事，尽了很多责任，我倒希望少做点什么。
主办方脸色难堪至极，他丝毫不在意，他总是试图撕碎一些虚伪的假象。
还有一次，主持人问他对余秋雨的看法，陈丹青毫不避讳：余秋雨首先是一个官员，其次才是一个文化学者。
主持人又问，如何看待于丹老师。陈丹青又回答：于丹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大学辅导员。
两句话，把余秋雨和于丹都得罪了。
最尴尬的一次，有公司跟他讲中国的文化如何利用，陈丹青脸突然沉下来。回一句：
中国人太多了，该利用的都利用完了，忽然想起文化忘了，我草，赶紧来弄文化，扯淡嘛。
他本可以闭嘴，顺势而为，让自己名利双收，可他偏偏要说一些有智商、没情商的大实话。
在外人眼里，这样的陈丹青颇有点恃才傲物，狂傲不羁的“愤青”作为，可是，陈丹青压根儿不在乎。
“性格改不了。我一家人都是直性子，不会说假话客套话。我少年混江湖，算是家里最为圆滑的一个，口是心非，跟人敷衍。”
可是，他也有柔情的一面。
是他不遗余力把木心介绍给国人，木心先生回到故乡乌镇后，也是他为木心安顿在乌镇的晚年生活。
木心弥留之际，不断说胡话，陈丹青一直陪在床边，紧紧抓着老师的手，陪他最后一程。
2011年，木心先生去世后，陈丹青将木心的作品带到了国内读者面前，在大陆出书，建造了木心美术馆。
陈丹青的有情有义可见一斑。
他也给了很多热爱美术却又很迷惘的中国孩子和父母，很多中肯的建议。
“带着孩子走向他感兴趣的地方，而不是强行带他去他讨厌的地方。”
“不要评判小孩子，被评判的多了，童真就没了。”
陈丹青常还爱和年轻人聊天，无架子，有长者之风。
他一面希望年轻人赶紧结婚、赶紧立足，然后才有精力考虑其他。
一面也希望年轻人不要自暴自弃，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即便如萤火，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
不管是批评还是劝解，陈丹青的发言总能一针见血，让人又爱又恨。
陈丹青离开清华大学之前，曾说过一句话：不从众，保持独立人格，坚守个人的价值观，这在中国，非常难。
庆幸的是，我们这个时代还有这样一个人，眼神如炬，风骨傲然，敢于说真话、做真事，用少有的睿智望着我们，不至于让我们走得太远、迷失太多。
如今，陈丹青已经66岁了，作为社会的“边缘人”，他没有单位、没有职称、没有官衔。
他已经无力和这个时代抗争，只能与外界保持着一种适度的距离，不再谈论公共事物，而是以自己的节奏写作、出书。
回国十几年，陈丹青相继出版了《退步集》、《退步集续编》、《荒废集》等作品。
只是，曾经具有颠覆意义的《西藏组画》，如今却被认为是“过时”的艺术，他本人也被称为过时的文人。
为了回应外界对他的嘲讽，2019年，他把个展命名为“退步”，是对自己的隐喻，也是对某些问题的质疑。
每当有人叫他艺术家时，他都会回答：我不是画家，也不是作家，我就是个傻 逼。
他是孤傲的，也是清醒的，更是无奈的、自嘲的。
有人说，时间是最妙的疗伤药，那么，陈丹青的这味药，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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