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让自己的家人满意，为了不成为别人调侃的对象，他们选择形婚生子，过上大家眼中“普通”的生活。但这些选择永远无法改变他们内心真实的自己，无数次的妥协和挣扎，无非是想为这份“真实”留下一些呼吸的空间。
人间故事铺
storytelling
“在这座四线城市里，像我一样形婚的人本就不多，形婚且生孩子的可能只我一个。我和我老婆都是独生子女，我们之所以形婚，无非是想在这里，找到一个能够融入人群的生存借口。”
我很难将眼前的彭程和同性恋画上等号——身高1米83，体重200斤左右，一开口是浓浓的烟酒嗓，表情严肃时眼神中甚至透着一股子匪气。
“性取向和外表没有一毛钱关系。”彭程略带嘲笑地纠正我，“娘gay（女性化的男同性恋者）电影桥段看多了吧你。”
盛夏子夜的烧烤摊上，彭程就着烟又灌下一大杯冰啤酒。杯子外壁密密麻麻的小水珠，顺着杯壁蜿蜒滑落。在酒精的作用下，他的眼神变得涣散而阴沉。
过了好一会儿，他缓缓地说了句：“真他妈羡慕你们，不用像我们这种‘野鬼’，天一亮就得在所有人面前表演‘三好家庭’。”
彭程定义的“三好家庭”，是指好丈夫、好妻子、好孩子。但在他看来，目前的他有且仅有——好孩子。
彭程断断续续地讲起了自己的生活，那些带着酒气的夹叙夹议的零碎片段，拼凑成一个关于他在这座城市里挣扎与妥协的故事……
以下内容根据彭程的自述整理而成。
1
1987年，我出生于山西省一个地级市的普通工薪家庭。父亲在一家国营工厂当车间主任，母亲是一名纺织厂女工。生活虽称不上富裕，但也还过得去。我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太多荣耀，尤其对于有着严重重男轻女思想的父亲来说，这简直是一件可以铭记家族史册的盛事。因为，父亲的两个哥哥家生的都是女孩。
父亲因此请了整整一星期的客。据母亲说，如果不是因为手头不宽裕，父亲打算连续请客一个月的。
在我一岁半时，母亲意外怀孕了。彼时，计划生育政策还处于广泛推进和严格执行中，加上中医把脉说母亲怀的是女孩，父亲便让母亲打掉了肚子里已两个多月的孩子，顺便做了结扎手术。
于是，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苗。那时候的我，肆意享受着全家人的宠爱，吃的、穿的、玩的全都是我的，基本上家庭开销都围绕着我进行。这种以我为中心的生活，在我即将读初二那年的暑假，戛然而止。
2000年仲夏，母亲无意中发现了父亲已持续一年多的婚外情，便带着我的两个舅舅去那女人家一顿打砸，闻讯赶来的父亲自然也没逃过舅舅们的胖揍。从此，父亲就再没回过我们家。
2001年5月底，父亲和母亲终于办完了离婚手续，房子给了母亲，我的抚养权被判给了父亲。父亲不可能把我带到他的新家去，毕竟那个女人已近临盆。他把我送到奶奶家，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不久后，听奶奶说那女人也生了个儿子，父亲特别高兴，请了很多朋友到家里喝酒。
这件事之后，我感觉自己被整个世界抛弃了，于是成天和学校里那些被称为“混子”的人混在一起，抽烟、喝酒、逃课、打架，以及，到黑录像厅看黄色录像。我在那里，接受了第一次的性启蒙教育。
这种仅通过视觉就可以带来的刺激和快感，令我血脉喷张。我开始沉迷于此事，隔三差五光顾这家录像厅，也就和录像厅老板混熟了。
老板是个40来岁的外地男人，和父亲年纪相仿。他说自己在老家做生意赔了钱、离了婚，就独自一人来到这里。每次看到我，他都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因为我是这里的常客，他时不时会拿出一些录像带让我“大开眼界”，偶尔也会请我在附近的小馆子喝上两杯。有那么两次，在酒精的作用下，我恍惚间觉得眼前的这个男人和离婚前的父亲有几分神似。
直到有一天，我又逃课来到录像厅。上午这里基本上不会有顾客，老板拿出一盘“新到的”录像带，邀我一起看。在那个仅有6平方米左右的“贵宾厅”，电视里是两个男子缠绵的画面，沙发上则是他亲密拥着我的场景。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此前从未有过的兴奋和快感。
2
我和录像厅老板的关系一直持续到2002年3月。当时我已升入初三，老师对我们这群“混子”的要求降低到“只要不影响别人学习，干什么都可以”的程度。
3月的空气里浮动着和煦的微风，下午的阳光暖暖地铺在地上。我又一次来到录像厅，却发现门上被贴了封条。听附近小饭店的人说，录像厅老板被警方带走，再没回来。这让我的初三生活立刻变得更加乏味。那段时间里，我常常想起和他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以及他带给我的如父亲般的温暖。
3个月后，中考结束。我意料之中地没考进高中，而是勉强上了一所中专学校。
母亲离婚后一直没有再婚，逢年过节我都回母亲家。而对于父亲，从中专住校那一天起，我只有在需要生活费时才会给他打电话，其余时间双方都保持互不打扰的状态。
临近毕业，我已经长到现在的身高了，母亲托人让我到一家国有企业实习。那段时间，我在同城聊天室结识了一个中年男人。他很喜欢我，也对我特别好。我很享受他对我的好，尽管我对于他有家庭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
毕业后，我顺利留在这家国企，成为一名临时工，一年后再转为合同工。在这里，我一干就是6年。6年间，我对待这份工作的热情，犹如我与这个中年男人的感情一样，渐渐褪去。我们都成了对方可有可无的人。
2011年大概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年。那一年，我先是从这家国企辞职，再是和这个男人分开，最后是参加父亲的葬礼。
我父亲是在酒后深夜突发脑梗的，等我赶到医院时，他已经被推进手术室急救。然而终究没能出来，于次日清晨撒手人寰。
父亲去世半年后，奶奶和母亲开始给我安排相亲。然而那段时间，我刚刚开始租了门店做手机销售，每天忙得焦头烂额，便拒绝了所有相亲安排。事实上，我清楚地知道，工作忙只是拿来拒绝的借口，内心对女人的排斥才是真正原因。
在中专读书时我曾交过一个女朋友，我们在一起大概有半年。在那半年的时间里，我常陪她一圈一圈地压操场，也曾于国庆节放假骑车载着她送她回家，甚至因为她遭到学长的调戏，和学长打架……
但，我无法克制每次牵她手时那种内心的抗拒，更不用说接吻或更进一步的动作。一开始，她把我的这种行为归结为害羞；但半年过去，我仍旧如此，她将其理解为我不喜欢她。
分手，在所难免。
正因此，对于家长们的相亲安排，我一一抗拒。我不想因为自己要给家人一个交代，而伤害一个无辜的女孩。
3
时间总是走得格外匆忙。一晃，便是2014年，我已经步入30岁人生大关，身体逐渐“发福”起来，甚至一度超过105公斤。
在这个城市里，如果你30岁还不结婚，自然免不了成为别人的“瓜子伴侣”——边嗑瓜子边议论你。甚至，你的这种不婚行为还有可能影响到家人，这会让家人在亲友、邻居、熟人面前感觉抬不起头。
身边的朋友早已陆续结婚、生子，看着母亲头上陡增的白发，我心存愧疚。于是，我让gay圈的好朋友帮我联系合适的les见面、结婚，共同完成双方家人的心愿。
很快，这件事就有了回应，朋友安排了一个名叫张娟的les和我见面。
那天，我和张娟相约见面。她28岁，身高1米65，留着干练的齐耳短发，虽说长相一般，脸上还有几颗遮瑕粉底都盖不住的雀斑，但很健谈。我们坦诚布公地表达了自己当前的困境，交换了自己对形婚的看法和态度。那天，我们聊得还算不错。
在经过几次见面之后，我们在形婚这件事上基本达成一致意见。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去拜访双方家长。在我家这边，张娟很快就得到了家长们的认可，毕竟她的体制内身份也是一个重要的加分项。
而我就没那么容易。在张娟的家人看来，我“个体户”的职业不算稳定，加上自己身上残存的“混子”痕迹，让她的父母对自己女儿的择偶观产生了疑惑，甚至宽慰她“不能因为年龄稍有点大就随便找个人嫁啊”。
我本打算就此放弃，但张娟还想再努力努力。因为在她接触过的4个形婚对象里，我算是和她形婚理念最接近的一个。经过她一个多月的努力，她的家人终于被她说服，同意我俩“再处处看”。
在之后的三个多月里，她经常打着和我约会的旗号跟她女朋友腻在一起，这期间我们仅见过一面，而且那次见面时，她还是带着女朋友前来赴约的。
张娟女朋友是安徽淮南人，她们是大学校友。毕业后两人一起在南京一家培训机构工作，2012年底，实在经不住家长的软硬兼施，张娟回到这个城市进入体制内工作。2014年春，她的女朋友从南京辞职，也来到了这座城市，暂时在本地一家培训机构谋了个职。
那次见面，张娟带给我一个好消息——她的父母同意了我们的婚事。彼时已是隆冬时节，火锅里腾起的热气和着啤酒一齐进肚，热闹中带着些许酸苦。
4
谈婚论嫁的事情在2015年春节一过就开始了。结婚典礼自然是要办的，毕竟在长辈们看来，只有办了典礼才算真正的结婚。
很多事似乎冥冥之中有所安排。母亲要了我和张娟的生辰八字求来黄道吉日——5月15日，我随手上网一查，老黄历上赫然写着：“宜结婚、交易”。我不禁笑出声。
母亲早在2013年就给我备好了婚房，那是她当时用来催婚的一种方式。时隔两年，婚房终于要派上用场了，母亲很是欣慰，忙前忙后地给婚房添置着结婚要用的东西。
和普通情侣一样，我们的婚礼也免不了要按照那些繁冗的流程一步步推进，只不过在细节上略有不同。
关于彩礼，张娟按照我们协商约定写了借条给我，待其家人以嫁妆的名义带过来后，再将这笔钱归还于我；婚纱照拍摄上，我们采取了“能简则简、aa付款”的原则，除了必要的婚纱合影外，更多的是单人镜头；居家用品上，尽管我们也设想过婚后生活中可能出现的无法平摊的费用，但除了床等大件物品外，我们还是选择了“谁使用谁置办”。
那段时间，我和张娟开始频繁见面。虽说关于婚礼的事情，我们也有意见相左的时候，但每次都会在激烈争吵后选择让步，因为我们最终目的都仅仅是为了完成这场形婚。
结婚的日子很快到了。那天，和所有新人一样，我们完成了结婚必走的所有流程。眼前的热闹里，有人说恭喜，有人说谢谢你；有人说白头偕老，有人说一定向你看齐；有人说早生贵子，有人说我好好努力……夜幕降临，热闹渐渐散去，连续多日的忙碌让我和张娟都疲惫不堪，各自回屋倒头睡去。
婚后的生活倒也简单。大多数时候，张娟住在她女朋友租的房子里，我家只留几件必要的衣物和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以防家人或朋友突然到访。春节假期她女朋友回老家后，她才会以客人的身份回来象征性住上几天。
我们很享受这样互不打扰的生活，但时间一长，还是会有人隐隐感到一丝异样，最先问到我的是我关系最好的发小。有次酒后，他悄悄问为什么从不见我带老婆出来参加聚会，是不是两人感情出了状况。我只得打着哈哈说她不喜欢这种热闹场面，敷衍过去。
第二个问到我的，是张娟的堂弟。那时我们结婚已经两年，双方家长也明里暗里问过我们迟迟未生育的问题，我们也只能以“这种事靠的是上天眷顾”来搪塞。但，堂弟却不像家长们那样只关心生育之事。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坐我身边的堂弟突然低声问我：“哥，我觉得你和我姐之间有问题，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家里？”
我顺手拍了一下他脑袋：“小屁孩，大人的事你懂个啥！好好上你的大学吧。”
5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让越来越多人接触到有关lgbt群体之间的相关信息和专用名词，比如出柜、形婚。或许是我有些敏感了，我的直觉告诉我堂弟隐约发现了我们形婚的事情。所以堂弟事件之后，生孩子这件事又被我和张娟拽上桌面来谈。
其实关于生孩子，我们在婚前也不是没有讨论过。我希望婚后能有个孩子，她也并不反对。但结婚以后，双方在孩子这件事上都没有那么强烈的愿望，所以就一拖再拖没有落实。
家长们的“催生大战”愈加强烈紧迫，身边的二孩家庭逐渐增多，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催生”行列，颇有“劝失足女子从良”的意味。在这个舆论的漩涡里，我和张娟越陷越深，只得下定决心开始备孕。
张娟递给我一份清单让我去准备：排卵试纸、早孕试纸、水银体温计、斯利安叶酸，以及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
按照网上关于如何容易受孕的文章，我们严格参照执行——测体温、测排卵，在排卵期内每晚将我的新鲜精液用一次性注射器注入她的体内，垫高臀部帮助受孕，然后静待结果。
次月，张娟的例假准时“驾到”。
这样的情况反复出现4个月后，就在我们的情绪逼近崩溃边缘时，早孕试纸终于显示出了一深一浅两条杠——张娟怀孕了。
想想这4个多月来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所遭受到的折磨，我们俩都没有太多欣喜，更多的是几个月来压抑、躁郁之后的长舒一口气。
怀孕5个月之后，张娟和她的女朋友一齐搬到我家来住，美其名曰“方便照顾孕妇”。尽管这一决定起初是经过了我的同意，但等到三个人真正住在同一屋檐下时我就开始懊悔。饭后不及时清洗的碗筷，随手丢在沙发上的衣服，小山一般堆在烟灰缸里的果核……她们仿佛住在快捷酒店，知道所有这些到最后都会由我来一一清理。
我找张娟谈过，她给我的理由是孕期行动不便，她女朋友则是因为工作忙没时间打理。末了还不忘挖苦我一句：“你得多出去，30多的人了，找个固定的男朋友更重要。”说真的，如果不是因为她怀着孩子，我真想给她一拳。
打那之后，我每天尽可能晚点回家，免得看着她们心烦。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将近3个多月，离张娟的预产期越来越近。加上临近春节，她的女朋友回了安徽老家，据说也是要找个gay完成形婚。
2019年2月，我的孩子出生了，6斤8两，是个胖乎乎的小姑娘。母亲抱着孩子，脸上绽放出了幸福的笑容。看着母亲的样子，我在内心告诉自己，到此我就算完成了家人赋予我的“使命”。接下来的生活会怎么样，谁都难以预料。
有可能我会和张娟离婚吧。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