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后期，在欧美妇女运动的影响下，世界上多个地区紧随其后。作为最早授予妇女选举权国家之一的澳大利亚在这股浪潮的冲击下，社会里的男性和女性展开了一场社会改革，广大女权运动家们从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等方面提出妇女的合法权益。
19世纪中后期澳大利亚女权运动制度的五个特点：以报刊和舆论作为主要宣传手段：以宣传女性思想的组织为主要活动单位；以受教育的精英阶层为主要的领导者；以妇女政治权利为主要手段；以经济发达区域中心。
那么澳大利亚的女权运动是否提高了澳大利亚女性的政治意识，改善了工作环境，健全了女性教育体系呢？
一、欧美女权观念的影响
澳大利亚女权运动不是凭空产生的社会斗争。澳大利亚的移民经英国、北美女性运动浪潮的洗礼，他们从中获得启示一一平等和自由的思想是与生俱来的权利，而这个观点最早能追溯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深化了文艺复兴以来的观点。自由和解放的潮流冲击了一代人的思想，对妇女形象的重新建构引发了人们的思考。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发表言论，著书立作，在书中穿插了对妇女的态度。
他们一方面认为妇女对社会转型起着积极作用，性别的平等有利于建造文明的社会；另一方面，他们站在男权道德的制高点上，认为“女性只能囿限在私人领域的狭小天地里，公共事务尤其是政治事务是属于男性的权力范围。”
原由于时代和认知的局限，妇女需要面临怀孕、哺育孩子、周期性的流血等各种异于男性的身体情况，所以，人们认为妇女生理上的不同是造就男女社会不平等的原因，导致劳动力市场上会更倾向于要体格强壮的男性，肢体纤弱的女性反而不受青睐。
法国大革命的来临为妇女的公共参与提供了新的渠道，愈演愈烈的革命浪潮影响了妇女，促使她们思考女性在社会中的定位。1789年，制宪会议提出《人权和公民权宣言》，阐述了“在法律上，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享有自由和平等的权利”。
这份宣言书引起了妇女对“平等"的关注。1791年9月，奥林帕·德咕日第一次明确提出妇女对政治权利的需求，宣布“妇女生而自由，在权利上与男子是平等的。"这样的诉求推动了妇女对自身权利的思考，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斗争。
后来，法国女权运动因为大革命而中断了，并且遭到了男性社会的打击，但是，女性追求“自由”和“平等”的历史并没有湮灭在西欧社会里，反而深刻地影响着欧洲其他地区，乃至全世界。
在美国，1776年，约翰·亚当斯协助起草《独立宣言》，这份孕育了民主思想的文件引发了他的妻子阿比盖尔·亚当斯的思考，她致信约翰，认为女士可以起到约束丈夫的作用，恳求他关注美国女性的权利。
18世纪末19世纪初，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群体对妇女地位产生关注。1792年，英国早期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版了《女权辩护》，书中认为女性是独立的个体，应该拥有个人权利，这些思想在北美社会和大西洋两岸不断传播。
1848年7月19日，美国第一届妇女权利大会在纽约州的塞尼卡福尔斯召开，会上通过了一份《塞尼卡福尔斯宣言》——它以《独立宣言》为范本，宣扬了民主、自由、平等、独立的理念，宣称女子与男子一样生而平等，反对任何忽视女性的制度。19世纪初，英美等国陆续有人提出给予妇女权利的主张，直到19世纪中后期才出现系统而有组织的女权运动。西方世界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女性身份发生改变。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女性生活重心在家庭，既要抚养孩子，照顾家庭事务，又要在家庭之外承担部分的工作。
当时女性的教育类型主要是“家庭教育”，旨在让她们适应社会加诸于她们身上的定位一一“妻子"。许多女性从家庭走入社会，社会交往的扩大，让女性不再以家庭为主要活动场所，而是逐渐转移到工厂、学校、社会组织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市场逐渐向妇女开放更多的职业——“冶金、造纸、钟表”等男性工作场所，职业技术教育的开展促使更多妇女可以学习技艺，这种培养无异于打开了女性工作的缺口。18世纪60年代，英国开展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所以现在很多工作可以由女工和童工代替。女性的雇佣工资比男性要少，成为市场青睐的对象。她们频繁出现在各种工作场所，包括一些消耗体力的工作：煤矿，锯木厂、铸铁业、造纸厂等等。工业革命给妇女走出家庭提供了渠道，扩大了女性的活动空间。
从家庭进入社会的过程中，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没有公民权和选举权的女性，如何保障她们在工厂里的权益？如何改善恶劣的工作环境？如何协调家庭生活和公共生活？这些问题在当时没有得到解决方案，但是女性在这场技术革命下形成自我意识，影响了19世纪的女权运动。
在美国，随着工业革命的影响，以家庭为基础的上层妇女和下层劳动妇女积极参与社会工作。在1880至1910年间，女工人数从260万上升到740万。没有受过教育的下层劳动妇女可以从事的工作有家庭女佣、家务女工、厨子、打杂女工等职业。
1857年3月8日，美国纽约的服装和纺织女工举行了一次抗议，这次抗议的内容是反对非人道的工作环境、12小时工作制和低薪。
其中，受过良好的教育的女性主要从事女教师的工作，律师、政府管理、医生等有社会地位的工作仍然没有向妇女开放。也有一些人投身于社会改革运动，例如，1890年，美国妇女成立了“妇女参政协会”，权利争取女性的选举权。
19世纪中后期，美国开始了社会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席卷了整个北美社会和中产阶级，为妇女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和能力的舞台。
在这场运动中，人们广泛关注妇女、穷人和儿童等社会问题，应运而生的妇女选举权运动找到了坚实的社会基础。美国妇女们缓慢推进女性法律、经济方面的改革，在纽约地区，成立了国际女性选举权协会。这个新的协会旨在获得选举权，解放北美女性。
1870年，协会内部产生了新的思想，主张新思想的女性认为男女性在婚姻和工作上的权利和地位是不平等的。她们希望培养未来社会的公民，并改革那些不承认她们公民权的法律。这些成员的观点导致协会发生分裂，更为保守的女性们认为这些思想是激进的，她们之中有些人脱离了美国女性选举权协会。
19世纪后期，美国妇女基督教禁酒联盟出现，这个组织以争取妇女选举权为目标，引领美国妇女运动向前发展，也直接影响了澳大利亚的妇女运动。
二、19世纪中期澳大利亚的女权舆论
随着19世纪中期欧美妇女运动的兴起，澳大利亚社会对此展开热议。殖民地的报刊开始出现关于英国和美国妇女权利组织和国际大会的报导。
1851年1月，访问伦敦的澳大利亚男子在《悉尼先驱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一方面，作者介绍了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的辩护》，并认为这种呼吁男女平等的观点是发人深省的。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超越了所有普通的、粗俗的激情，同情我们的性别，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似乎不害怕女性会成为议会代表，并对政治进行干涉”。
另一方面，作者控诉这些英国女性的新变化，她们频繁地出现在男性社团里，“在英国社会的男性的俱乐部里，许多衣着优雅的女人懒洋洋地躺在舒适的椅子上，就像我妻子在她的房间里，在她的孩子们中间一样。”他对此感到了惊讶。
1851年4月，《南澳大利亚记录》报导了“马萨诸塞州的妇女权利大会”，报纸讲述了开会的流程和内容，该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包括“妇女有权获得选举权，有资格担任公职，妇女可以独自学习经验，通过工作实践来证明她们可以担任什么职责，我们建议她们采取下一步行动，通过议会、法院的立法，让女性和男性一样，可以在法律、市政、国家等方面享有同等的地位。”1857年2月，根据《霍巴特镇信使》的报导，“妇女权利大会”最近在纽约举行，由露西·斯通担任主席，会议提出了未来妇女运动的发展方向妇女运动应该致力于让女人接受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工作，更好的法律，一直保持对参政权利和其他权利的追求，从而实现民主化。”
澳大利亚国内报纸关注欧美妇女运动，这些报刊报导了妇女权利大会的进程，讨论和分析“选举权”的概念。19世纪70年代，来自美国的社会组织在澳大利亚组建了分支机构。
1873年，妇女基督教禁酒联盟在北美成立。因为女性担心酗酒会影响生活，其宗旨客观上是禁止售卖酒类。后来，该组织的宣传围绕妇女展开，有许多妇女加入到这个组织。
随着女性会员数量的增加，联盟对妇女社会地位、童工雇佣等问题产生了关注，她们意识到，女性的权益在遭受侵犯的时候无法得到国家和法律的保护。
因此，在1876年，美国妇女基督教禁酒联盟召开了全国妇女大会，会上提出争取妇女选举权的主张。这个主张大大推动了美国女权运动的发展。
19世纪中后期，美国妇女基督教禁酒联盟开始在全世界“传教”。1883年，美国妇女基督教禁酒联盟与英国妇女禁酒协会结成战略联盟，次年派出了第一个传教士玛丽·莱维特。她在澳大利亚待了将近16个月，除了西澳大利亚之外，澳大利亚其它殖民区都成立了妇女基督教禁酒联盟。
这个联盟和澳大利亚境内的男性禁酒联盟，致力于限制澳大利亚国内的酒类贸易，“因为这些男人将收入花在赌博、吸烟和酗酒之上，从酒吧回家后又对家里人使用暴力”。
该组织主要是解放那些低收入、酗酒、暴力的男性身边的妇女和儿童，并为其提供衣食保障。1889年，杰西·艾克曼动身前往澳大利亚海岸，接替玛丽·莱维特的工作。澳大利亚的联盟已经有了初步建设，杰西·艾克曼继续改进各殖民区联盟的组织工作。
她模仿美国妇女基督教联盟的组织结构，对澳大利亚各殖民区的妇女工作进行分类，分为法律、道德净化、教育、选举权等方面，每一项工作都有专门的负责人。
这样的工作结构使各殖民区的联盟能井然有序地运行，政治游说、出版和教育工作呈现集中化和本地化的特点，互不相干的部门可以互相配合，组织内不同意见的人能有条不紊地进行各项工作。
后来，杰西·艾克曼将南澳的工作转交给伊丽莎白·尼古拉斯负责，澳大利亚妇女运动在伊丽莎白·尼古拉斯的领导下稳步前进。
三、白人男性选举权的启示
1842年，英国允许新南威尔士通过部分选举产生立法会议。新南威尔士州立法会议开始了第一次选举投票。根据1842年的《新南威尔士条例》，该立法会议是澳大利亚第一个半代表性的立法机构，为后来建立的议会制度奠定了基础。
它不成立责任制政府，但首次选举产生的2／3可以当选新南威尔士州立法委员会。19世纪50年代初，南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和维多利亚殖民区相继建立，后分别成立了立法会议。
驻守在澳大利亚的英国殖民大臣认为：“将完全的自治权交到人民的手中，可以促进繁荣昌盛。”因此，19世纪中期，澳大利亚仿照英国议会制度建立了责任制政府制度，英国议会又分别为各殖民区制定了宪法。
固这些殖民区设立地方总督，是殖民区的统治者，在地方性问题上享有自治权，但需要对议会负有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责任。殖民区议会以英国议会两院制为模板，在内部分别设立两院，即众议院和立法院。众议院是“下院”，由成年男性选民选举产生。
下议院的投票采用复数投票制。除了南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废除复数投票制，采用一人一票的投票方法。固其他殖民区里，拥有财产的成年男性有复数投票权。
其中，立法院的作用主要是复审法律，防止过度民主。硕士学位论文19世纪中期，南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成年男子实现了选举权，公共领域开始以“性别”为标准明确社会角色。
殖民区落实选举权和无记名投票的形式，呈现出民主的形式。然而，就像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政治领域仍然是一个男性化的领域，传统的观点认为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在生理和智力上是不同的。
但是，殖民区自治和男性选举权，让妇女似乎看到了争取和实现权利平等的希望，女权活动家们逐渐将政治权利与选举权和公民权挂钩。
结语：
世纪之交的妇女运动是澳大利亚女性自我意识的提高，是澳大利亚多元和多民族文化碰撞的结果。它同时是一场性别斗争，也是自由民主的斗争。
女权运动企图通过妇女选举权，重新建构澳大利亚的社会秩序，缩小与男性之间的差距，这引起澳大利亚当局做出调整。澳大利亚联邦建立后，女性权利在宪法层面上得到了确认，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一一在建设，从而弱削弱了男性在政治、教育和工商业等领域的特权。
但是，土著民族的权益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在不同时期里，澳大利亚的土著妇女的权利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殖民地时期面临澳大利亚殖民者的奴役，责任制政府建立后遭受白人社会的排他性，她们失去了故土，也失去了公民身份。
无论是澳大利亚，还是世界其他地区，女性要在不平等的传统社会下真正实现自由和平等，还需要长时间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