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典举行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莫言发表了获奖感言。首先诉说了几个带“最”字的故事，让外国人感性地了解到了莫言不幸的童年与母亲的悲剧命运。在莫言的讲述中，饥饿的国度与卑劣的人性成为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底色。接着“讲故事的人”又讲了几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讲的是“表演”“告密”“忏悔”：小学时参观苦难展览，老师开始表演，引导学生大哭。善于表演的小莫言发现有个学生没表演，就向老师告密，学生被处分。若干年后自己后悔了。
第二个故事讲的也是若干年后“后悔”的故事：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说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这个故事表达了什么意思？我思考了很久依然不得要领。小说家善于用形象思维，但面对这样的形象，我还真抽象不了。
首先，从“深感内疚”探析：
莫言认识到自己错了吗？“深感内疚”什么呢？
这个“故事”发生的概率很大，听人笑谈过，也曾经历过，这就是个生活中毫无意义的小误会。不管是哪种情况，被忽略方都不会自认为“被漠视”“被瞧不起”。而那句随口而出的“难道我不是人吗？”也不会有任何的敌对情绪，只是戏言来者用语不当而已。
30多年前在部队上发生的事，怒怼“长官”，还得意了很久，后来才“深感内疚”。看来莫言心里还真是把它当大事了，居然耿耿于怀30多年。虽然承认自己有错，但错不在己，是“长官”有错在先，先对自己无礼，自己只是少不更事被激怒的，有情可原。
其次，回到事件本身，到底谁有错在先？
在我的词汇里“长官”一直是个贬义词，是旧中国下级士兵对上级的敬称，或是小老百姓对不敢得罪的国民党军人与警察的恭维称谓，指称现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干部是不合适的。所以，在下面的叙述中改称“领导”。
莫言描述了这样的场景：作为士兵的莫言（莫言大哥说莫言在部队奋斗到最后官至副班长），正在办公室里看书。有一位老领导推门进来。莫言应该是脸冲着门的，而且一抬头看到了老领导“看了一眼对面的位置”。
我不明白的是，一个老领导进门，作为下级的士兵不应该马上起立相迎，问领导有什么吩咐的吗？莫言居然一言不发，稳坐着。等老领导自言自语了才“随机站起来”，高声呵斥领导。这合情合理吗？
再说那位老领导，当时多大岁数了？营团以上才能够得上“长官”吧？这样级别的干部没有点血性怎么领导军队？只用一句调侃或反训斥就可以化解的事，居然被莫言训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这太富有小说色彩了吧。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30年后莫言居然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目无尊长在先，鲁莽顶撞在后，确实应该“深感内疚”。
反观老领导，直奔要找的人而来，而此人就坐在进门的位置，没注意看对面有没有人情况是可能存在的，对莫言的“漠视”连无心都算不上。“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他莫言再大声呵斥，只能说明他的自卑，或“愣头青”“二不楞”，缺乏调教。遇到下级冲撞自己，低调的领导会置之不理；较真的则会把他的直接领导找来，要求对其严加训戒，直到认识错误为止，哪还有“洋洋得意许久”的机会？
最后，我想说：莫言真是运气好。
莫言虽然说自己因为成分不好，文革粉碎了他的中学梦，但成分不好能通过政审当兵，真是运气好。
莫言曾在有的场合说，1973年，他进县棉花厂当工人，登记时谎报了学历，说自己是初中一年级，但很快被熟人揭穿。由于叔叔在厂里当主管会计，安排莫言当了司磅员，不知底细的人把他看成“小知识分子”
1976年，当兵填表时他大着胆子把学历填成了初中二年级。到了部队后，发现有的高中毕业的战友连家信都不会写。于是，在填写入团志愿表格时在学历一栏填上了高中一年级。
多次“修改”学历，而不被发现，真是运气好。
在部队里把老领导“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却毫发无损，洋洋得意许久，不能不说遇到了宽厚的领导，真是运气好。
不仅如此，莫言虽然没有写过部队的好，但部队对他真的好，入团入党，还推荐他上了军校：“解放军艺术学院”。
写到最后我似乎明白了莫言讲这个故事的用意。前一个故事的最后说：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是不是可以置换一下：当歌颂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歌颂，甚至是暴露呢？
那这个怒怼“长官”的故事就是想告诉世界，我是亲爱的甜，宣示自己的英勇也选错了地方，台下听演讲的可都是外国人。莫言是希望外国人称颂自己英勇呢？还是别的？
莫言无疑是英勇的，这也是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称赞的地方，最后节录部分颁奖词，供大家学习：
莫言是个诗人，他扯下程式化的宣传画，使个人从茫茫无名大众中突出出来。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 他有技巧的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
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在这些民间故事中，驴与猪的吵闹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被赋予了超自然的能量。
莫言有着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他很好的描绘了自然，他基本知晓所有与饥饿相关的事情，中国20世纪的疾苦从来都没有被如此直白的描写，英雄、情侣、虐待者、匪徒--特别是坚强的、不屈不挠的母亲们。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
